“没错啊，系统里就是这么登记的。现在都允许‘一址多照’，住宅也能注册公司，不奇怪。”办事员不耐烦地解释了一句，显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
郑建国没有再追问，因为他的目光，已经被表格最下方，“法定代表人”那一栏的信息，彻底攫住了。
“法定代表人：李秀英。”
名字后面，附着一张从身份证上翻拍下来的、像素极低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约莫五六十岁的年纪，面容饱经风霜，眼神有些怯懦和茫然。她梳着农村妇女最常见的齐耳短发，嘴角下撇，看起来与“公司老总”这四个字，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
郑建国死死地盯着这张脸，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成形——这不就是一个傀儡吗？！
这个叫李秀英的女人，很可能只是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普通老百姓！她或许是为了几百块钱的好处，或许是受了亲戚朋友的欺骗，就把自己最重要的身份信息，交到了魔鬼的手里。她甚至可能都不知道，在自己名下，有一个注册资本五百万的公司；更不知道，每天都有足以让她瞠目结舌的巨额资金，从她的“公司”账户上，像流水一样淌过！
她是一个被推到前台的“法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要承担所有责任的“替罪羊”！一旦东窗事发，第一个被抓、被审判的，就是她。而真正藏在幕后的黑手，却可以利用这个缓冲，从容地抹去所有痕迹，金蝉脱壳！
想到这里，郑建国的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对方的手段，比他想象的还要阴险、毒辣！
“下一家，四海贸易有限公司。”他强压下心头的震惊，用尽量平稳的声音说道。
接下来的查询，成了一场恐怖的、不断重复的验证。
“四海贸易”，成立于三个半月前，注册地址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自建房二楼。法定代表人，是一个名叫“王建军”的五十多岁男人，身份证照片上的他，皮肤黝黑，眼神朴实，看起来像个地道的农民。
“通达物流服务部”，成立于两个月前，注册地址是一家早已倒闭的招待所的301房间。法定代表人，是一位脸上有明显病容的中年妇女……
一个又一个荒谬的地址，一张又一张茫然无措的脸，像一幕幕荒诞剧，在郑建国眼前轮番上演。 这些公司，就像一夜之间从地里长出来的毒蘑菇，它们没有实体、没有业务、没有根基，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拥有一个看似合法的“壳”，和一个完全被蒙在鼓里的“法人代表”。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打印出来的企业资料，目光落在了“四海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建军的名字上。照片上那个皮肤黝黑、眼神朴实的男人，让他有种直觉，这个人，或许就是那块最容易被撬动的砖。
根据登记资料上的身份证地址，郑建国开着自己那辆不起眼的旧桑塔纳，七拐八绕，驶向了城市的边缘——铁路沿线的棚户区。
车子越开，路越窄，柏油路变成了坑坑洼洼的水泥路，最后干脆成了泥土路。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潮湿、霉变和劣质煤炭燃烧后混合在一起的复杂气味。这里，是被城市高速发展的列车甩下来的一节被遗忘的车厢。 房屋犬牙交错，私搭乱建，密密麻麻的电线像巨大的蜘蛛网，笼罩在这片区域的上空，仿佛随时都会因为不堪重负而坠落。
郑建国把车停在路口，徒步走了进去。狭窄的巷子里，污水横流，两旁堆满了废品和生活垃圾。一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孩，在垃圾堆旁追逐着一只瘦骨嶙峋的野猫。几位老人坐在自家门口的小马扎上，用一种漠然的、看惯了生死的眼神，打量着他这个衣着干净的外来者。
这里的空气，是粘稠的，这里的阳光，是吝啬的。每一样东西，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贫穷”和“挣扎”。
他按照门牌号，找到了王建军的家。那是一间用石棉瓦和红砖搭起来的简易平房，房门是一块看不出原色的破旧木板，上面糊着几层报纸来抵挡穿堂风。
郑建国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夹克衫，酝酿了一下情绪，然后抬手敲了敲门。
“咚、咚、咚。”
里面传来一阵咳嗽声，和一个男人沙哑而警惕的声音：“谁啊？”
“你好，请问是王建军师傅家吗？我找他有点事。”郑建国的语气放得很平和。
门“吱呀”一声，被拉开了一道缝。一张与资料照片上别无二致、但更显苍老和疲惫的脸，从门缝里探了出来。正是王建军。他上下打量着郑建国，眼神里充满了戒备。
“你……是哪个单位的？”王建军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常年与人打交道而形成的、自我保护式的盘问意味。
“师傅，你别误会。”郑建国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红梅”烟，抽出一根递过去，脸上堆起最和善的笑容，“我不是什么单位的。我是城里一家劳务公司的，听说您以前是县机械厂里最好的钳工师傅，手艺了得。我们这儿最近接了个活儿，正好缺个老师傅带班，想来问问您有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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