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这段时间里，众多起义军的首领中，不少人被官军看似强大的力量所震慑，受明廷引诱而陷入了投降“受抚”的骗局。
不过，我们不能仅仅从表面现象来判断，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接受了“招抚”就等同于背叛。
实际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要想做出准确的评判，就必须深入考察这些首领人物在“受抚”期间的具体表现。
张献忠和罗汝才都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声名赫赫的领袖，他们在“受抚”后不久便再度起义，为推翻明王朝的反动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
因此，对于他们在湖广谷城和房县“受抚”的情况，我们有必要进行细致的分析。
首先来看张献忠“受抚”期间的表现。张献忠“受抚”之后，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将职位，还领取了一些粮饷。
在与明政府官员的交往中，他尽可能遵循明朝官场的惯例。
可靠记载显示，张献忠曾前往沔阳港拜见总理熊文灿；
明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来到谷城时，张献忠也依照礼仪行跪拜之礼。
但这些都只是表面功夫，实际上，张献忠在谷城始终保持着农民起义军的独立性。
他虽然向明政府索要粮饷，却拒绝接受明政府调遣他去镇压其他农民军的命令，也不接受军队的改编或遣散。
据明朝湖广按察使同佥事王瑞栴当时的一份文书记载，崇祯十一年“五六月间，忽有十闯天等七八股势力全都奔向唐、邓之间，距离襄阳不到二百里”，熊文灿等人“极力劝说张献忠带兵去征剿，还提供了资粮，并派监军监督”。
然而，张献忠一味推脱，“嘴上答应但心里并不愿意，今天答应了明天又反悔，始终不肯迈出谷城半步”。
“到了七月初九日，张献忠又递交了一份文书，要求连续领取七、八、九三个月的粮饷，以养活他手下的一万一千名士兵；
如果没有粮饷，就要求在湖广所属的每个府，平均给予两万两白银来维持士兵的生计”，这显然是故意给明政府出难题。
表面上，他与明朝地方官员和当地乡绅时有礼节性的往来，但内心深处却时刻保持着高度的戒备。
他借着“受抚”的掩护，暗中做了许多重新起义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方面，张献忠的起义军在“受抚”期间仍然“人员不分散队伍，武器不离身”，并且坚持每日操练兵马，保持着临战状态。
“还每日制造战船，已经积累到一百多艘，同时打造极为精良的武器装备”，“买马制器，日夜忙碌，唯恐准备不足”。
正如当时一位明朝官员所说，张献忠“受抚”后并没有“解散部下，放下武器，安心从事农耕”。
在经济方面，张献忠在谷城推行屯田政策，“征用民间有主的肥沃田地进行耕种”。
张献忠接受了明朝副将职位，副将即副总兵，在光化、谷城、襄阳、枣阳等地四处活动，强行索要秋粮。
“起初每石粮食索要六斗，后来就全部抢走了”。他还将谷城王家河改名为太平镇，在镇上设立关卡，对往来货物一律征收一半的税，充作养兵费用。
“又在湖广襄阳、枣阳等地与百姓公平买卖”，这不仅保护了民间贸易，还为起义军获取了必要的物资装备。
张献忠还招揽了一批知识分子作为参谋人员，帮助他策划军事行动。
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湖广应城县的秀才潘独鳌以及谷城的徐以显、王秉真。
这些人大多是在明王朝的统治下感到压抑，才加入起义军的。比如潘独鳌，就是因为与本县乡绅争夺田产，败诉后心怀愤懑，从而投身到张献忠的队伍中的。
不管他们加入义军的背景如何，当时他们在政治态度上是倾向农民军的，也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据说徐以显曾给张献忠讲解《孙吴兵法》，帮助义军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指导布设团营方阵、左右营等阵法。“张献忠对此非常高兴，经常采用他的计谋”。
这些事实都表明，张献忠在谷城的“受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明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又不断激化着矛盾。
总理熊文灿在担任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时，通过招降“海盗”勒索到了大量财宝。张献忠受抚后，他故技重施，贪得无厌，“索要千两黄金、满斗珠宝，以及价值数万万的其他奇珍异宝”。
张献忠对部下笑着说：“这是把我当成郑芝龙了。”他已经明白，除非自己同流合污，否则根本无法满足熊文灿等人的无尽贪欲。
明政府官员不仅勒索财物，一些对起义军怀有疯狂仇恨的人，还多次秘密策划并向朝廷建议，趁着张献忠的部队驻扎在谷城的机会，调集重兵将其一举歼灭。
明谷城知县阮之钿甚至打算用下毒的方法谋害张献忠。
明政府官员把已经“受抚”的张献忠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非要除掉他才甘心，这从反面证明了张献忠在受抚期间并没有放弃农民革命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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