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整理父亲遗物时,在他那只锈迹斑斑的铁皮饼干盒底层,摸到过它。盒子里全是泛黄的旧物:一张我周岁抓周的照片,三枚磨损严重的五分硬币,还有一张折叠的、边缘焦黑的纸片——上面用同样褪色的蓝墨水写着:“阿哲,笔还你。别来找我。——林晚”。字迹颤抖,最后一个“晚”字的捺笔拖得极长,像一道未愈的伤口。
林晚。我小学同桌。扎羊角辫,左耳戴一枚银杏叶形状的银耳钉。三年级下学期,她转学了。老师只说“随父母迁居外地”,可那天放学,我亲眼看见她被一个穿藏青中山装的男人牵着手,走进梧桐里小学后巷那扇漆皮剥落的铁门。门楣上,挂着一块歪斜的木匾,刻着四个字:梧桐里小学。
我踉跄着后退,后腰撞上行李架。一只黑色双肩包滑落,“啪”地砸在地上。拉链崩开,里面的东西散出来:一叠A4纸(父亲手写的《梧桐里小学地理志》,字迹密如蚁群)、一把黄铜钥匙(齿痕磨损严重,却莫名契合我童年家门锁芯)、还有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是深绿色绒布,烫金印着校徽:梧桐里小学。
我颤抖着翻开第一页。
没有文字。只有一幅铅笔素描:第三节车厢内部。视角是从车顶俯瞰,线条凌厉如刀刻。所有座椅背面,皆无人脸。唯独第一排左椅,椅背上赫然画着一张脸——闭目,微张唇,左眼眶空洞。而画纸右下角,用同一支褪色蓝墨水写着日期:1998年6月23日。
正是林晚转学那天。
我猛地抬头,望向窗外。
列车不知何时已驶入隧道。黑暗浓稠如沥青,死死裹住车窗。可就在这绝对的黑里,玻璃上竟映出我的脸——与椅背上那张浮雕一模一样,青白,僵硬,左眼眶空荡。
然后,那空荡的眼眶里,缓缓浮出一点幽蓝。
是笔帽上的字。
“梧桐里小学赠”。
字迹由虚转实,由淡转浓,像墨汁正从我眼窝深处汩汩渗出,在玻璃上洇开、定型。我下意识抬手去擦,指尖触到冰凉的玻璃,却摸到一片湿滑——不是水,是黏稠、微温的液体,带着铁锈与旧纸浆混合的腥气。我缩回手,借着远处应急灯惨绿的微光低头看:食指指腹,赫然沾着一抹暗红。
不是血。
是蓝墨水。
可它正在我皮肤上缓慢变色,由蓝转褐,由褐转黑,最后凝成与父亲遗物盒里那张焦黑纸片上,一模一样的炭化痕迹。
这时,车厢广播突然响起。
不是电子合成音,是真人嗓音,沙哑、疲惫,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梧桐里站。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梧桐里站,只停靠三十秒。”
我浑身一僵。
梧桐里站?地图上没有这个站。查不到,百度百科搜不出,连最老的铁路志里,也只记载着“梧桐里”是民国时期一个废弃的货运小站,1953年即已撤销建制。
我扑到车窗边,用力拍打玻璃。
隧道尽头,一点昏黄的光刺破黑暗。
光里,一座站台缓缓浮现。
站牌歪斜,木头腐朽,漆皮卷曲如枯死的蛇蜕。“梧桐里站”四个字被风雨蚀得只剩残影,可那横梁上悬着的旧式煤油灯,却燃着幽幽的绿火。灯下,站着一个人。
穿藏青中山装。
身形瘦削,背微微佝偻。他手里没提行李,只握着一支笔——与我左眼眶里那支一模一样的褪色圆珠笔。他仰起脸,望向我的窗口。
我认得那张脸。
是父亲。
可他左眼眶里,也插着一支笔。
笔帽上,“梧桐里小学赠”五个字,在绿火中灼灼发亮。
他嘴唇开合,无声。
但我读懂了。
他说:“阿哲,你终于坐对了这班车。”
灯,又暗了。
这一次,暗得更深,更久。
我听见座椅背面,所有浮雕人脸同时睁开眼的声音——不是“咔哒”,是数十道细微的、骨骼错位的“咯咯”声,像冬夜冻土开裂。
而我的左眼眶,开始发烫。
不是痛,是某种沉睡多年的、滚烫的召唤。
我慢慢抬起手,指尖颤抖着,伸向自己左眼。
指甲边缘,已悄然泛起一层淡青色的、类似老榆木的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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