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数过三步。
左脚踏在青砖缝里那道暗褐色的裂痕上，右脚碾过半片枯死的梧桐叶，左脚再抬，鞋跟磕在水泥台阶边缘——咔，一声轻得像指甲刮过瓷碗底的脆响。第三步落定，我距那辆停在巷口的黑色捷达，恰好三步。
车头朝东，尾灯熄着，玻璃蒙着一层薄灰，像蒙了层陈年尸膜。后视镜歪斜着，镜面裂开蛛网状细纹，却诡异地映不出我——只映出身后窄巷深处两盏昏黄路灯，一盏亮，一盏灭，灭的那盏灯罩里，似乎有东西在缓缓转动。
我本不该停。
可就在左脚悬空、将落未落那一瞬，耳后风动。不是风。是气流被极短促地抽走又填满，像有人在我颈侧极近处，倏然吸了一口，又屏住。
然后——
“别擦。”
两个字。
声音不是从车里来，不是从巷口来，甚至不是从前方三步外传来。它贴着我左耳后那寸皮肤钻进来，温热、干燥，带着点旧纸箱受潮后泛起的微霉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腥。
我僵住。
不是吓的——至少不全是。是身体先于意识锁死了：肩胛骨猛地向脊椎内收，后颈汗毛根根倒竖，耳廓内部那层薄薄软骨竟微微震颤起来，仿佛正被那两个音节反复刮擦。
我缓缓偏头。
左耳后空无一物。
只有墙皮剥落的砖缝里，几根灰白鼠须似的蛛丝，在无风的夜里，轻轻晃。
我咽了口唾沫。喉结滚动时，听见自己颈骨发出“咯”一声轻响，像干核桃被攥裂。
这不对。
我明明站在他正前方三步，他若开口，声波该直冲我面门，该撞在鼻梁上、震在耳膜里，该带着司机常年握方向盘留下的烟味与汗酸气——可这声音，却像从我颅骨内壁长出来的，从耳道深处反向凿出来，凿得我左耳鼓膜嗡嗡发烫。
我慢慢抬起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悬在左耳垂上方半寸。指尖能感到一丝异样温度，比周遭空气高，又比活人呼吸低，像刚从停尸柜底层抽出来的金属镊子。
我不敢碰。
可指尖已开始抖。
就在这时，车窗无声降下。
不是电动的匀速滑落，是整块玻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从内侧硬生生往下拽——“嗤啦”一声闷响，如同撕开一块浸透冷水的厚棉布。窗沿擦过橡胶密封条，留下三道新鲜刮痕，漆色刮掉，露出底下灰白的金属基底。
驾驶座上没人。
空的。
座椅调得很低，安全带垂在座位右侧，搭扣开着，金属舌片反射巷口那盏亮着的路灯，冷光一闪，像只半睁的眼。
可副驾座上，放着一件叠得方正的深蓝工装外套。袖口磨得发亮，肘部补着两块颜色略深的补丁，针脚细密，是老式平针，不是机器走线——人手缝的。线头收得极紧，几乎看不见。
我盯着那补丁。
忽然想起今早巡逻时，在城西废品站后巷见过一个修车老头。他蹲在漏雨的棚檐下补一条卡车轮胎，膝头摊着块蓝布，布角绣着褪色的“运通汽修”四字。他左手缺了小指与无名指，只剩拇指、食指与中指，捏针时指腹绷出青筋，像三条伏在皮下的蚯蚓。
我低头看自己右手。
食指与中指仍在悬着，微微发颤。
而左耳后，那股温热、带霉气与铁锈味的气息，又来了。
这次更近。
不是贴着皮肤，是直接渗进耳道。
我听见自己耳道内壁细微的绒毛被气流拂动的声音——沙、沙、沙，像春蚕啃食桑叶。
“别擦。”
还是那两个字。
可这一次，尾音拖长了，像生锈的锯子来回拉扯一段朽木，锯末簌簌落在耳蜗深处。
我猛地闭眼。
黑暗里，左耳突然“嗡”地一震——不是听觉，是触觉。仿佛有枚冰凉的铜钱，被人用指甲盖抵着耳孔，缓缓旋入。
我咬住后槽牙。
牙龈渗出血腥味。
不能动。不能叫。不能抬手去抠。
我知道。
一旦手指碰到左耳，那铜钱就会卡进耳道深处，再拔不出来。它会生根，会长出细须，会顺着听神经往上爬，爬过脑干，缠住延髓，最后在枕骨大孔处打个死结——就像去年殡仪馆火化间失踪的夜班员老周，尸体找到时，左耳道里钻出三寸长的黑线，线头连着半截腐烂的耳蜗软骨，另一端……扎进他自己后颈第七节颈椎的椎管里。
我数过三步。
可这三步，根本不是我走的。
是有人替我数的。
从我踏入这条巷子起，每一步，都踩在他预设的刻度上。青砖缝里的褐痕？那是他用指甲掐出来的记号。枯梧桐叶？是他昨夜子时撒在必经之路的引路符——梧桐属阴，叶脉如掌纹，枯则断命线。水泥台阶那声“咔”？不是鞋跟磕的，是台阶下埋着的空酒瓶被踩裂了，瓶底刻着“癸卯年七月廿三，立契”八个蝇头小楷，墨是掺了朱砂与童子尿写的，至今未干。
我缓缓睁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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