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苏轼在张易简的道观中学习时，还有一位名叫李伯符的眉山矮道士，此道士非常会作诗，常来观中与张易简切磋诗文。
当他看到小小年纪的苏轼时，曾经惊奇地赞叹说，这位小郎君，真乃贵人啊！从这一点来讲，李道士还是有点眼光的，确实值得表扬。
也就是在这一年，有个从京师来的读书人，带来了在当时市面上极有名的《庆历盛德诗》给先生们观看。
“庆历”这一年号，我们在初中课本《岳阳楼记》的首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中，就会有印象。这首《庆历盛德诗》的作者为北宋的学者、思想家、山东人石介所作，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光看一下其字，就大概知道了石介的秉性了，至少预示着他特能恪守圣人们的道德与情操。
在先生们传阅着《庆历盛德诗》时，小苏轼也就从旁边偷偷扫了几眼，就已能诵读乃至通晓文中的语句。此诗重在称颂北宋庆历年间的朝中名人：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蔡襄、欧阳修，以及章献太后、宋仁宗共十一人。当苏轼好奇地向先生们打问这十一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时，先生们说，小孩家家的，用不着知道这些！
苏轼顿时不服气地说：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神仙，我不敢知道。若都些是凡人，为何我就不能知道？
先生对苏轼的言语很是惊奇，却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得如实相告，并且特别提到了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四人，说这四个人都是人中豪杰啊！这四个人，当时的苏轼虽然一个也没听说过，但从此这些人的名字在苏轼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
对欧阳修、梅尧臣等人颇有提携之恩的北宋名臣钱惟演有个徒弟叫钱易，字希白，此人才思敏捷，聪慧过人，千百字的文章，援笔立就、胸有成竹，同时还擅长寻尺大书行草，喜观佛书，的确是个人才。
钱惟演和钱易本是堂兄弟，是江南钱氏的后代，世称“二钱”，常被比之于晋代的“二陆”（陆机和陆云），他们同样都是昆仲天才倾动中原文坛。“二钱”之中，钱易为兄，人品诗品也略高。
次年，弟弟苏辙也进入到张道士的学校里开始发蒙学习。
从这时候起，到后来的父子三人出蜀求官，兄弟俩或是切磋学问，或是登山临水，从来就不曾分开过。为什么要着重说这些，因为在兄弟俩聚少离多的一生中，这种难得的相处时光，是他们终其一生的不灭印记。
弟弟苏辙后来回忆，自从幼时开始跟着哥哥苏轼读书，没有一天离开过。少年时，跟随兄长苏轼出游，只要有山要登，有水要渡，他的子瞻哥哥从来都是身先士卒、事必躬亲地先尝先试。一旦有当天不能到达的地方，兄弟俩就会无比遗憾。
有一天，当苏轼独自一人悠闲地在泉石上漫游，采撷着山林间的野花，捡拾着一些树上熟落的山果，以手掬水而饮之。看到他的样子，就连见惯了山林河湖的樵夫渔翁都会以为面前的是一位超凡的仙人。（苏辙的这些回忆，以今天来看肯定有不少主观的成分，至少在苏轼没到黄州前，身上的仙气还不会有多明显。）
其实，天底下的乐事无穷无尽，但真正能使人畅快的物事才叫喜爱。而当苏轼真正地心满意足的时候，万事万物都不能代替了这种快乐；到了苏轼最终兴尽而归时，又没有丝毫的后悔与违和感。苏辙在哥哥离世后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中动情地说，这也许就是兄长在这种地方能感到快乐的原因吧。
苏家兄弟这一场跨越时空手足之情，在后边的文中将会详尽的交代。
在这里，引用苏辙的话，“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又谓兄弟幼时，“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而苏轼则说，“忆昔与子皆童丱，年年废书走市观。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喑哑遭欺谩。”“丱”音冠，原指古时候儿童头上的羊角辫，后引申为七八岁上下的儿童。在苏轼七八岁时，还曾梦到自己是个僧人，曾经往来于陕右。
古人以西为右，陕右就是指今天的陕西。
孩童时期的苏轼，还常与娘舅家的表弟程之元等人在一起玩耍。
就在苏轼无忧无虑地玩耍的年龄，这一年滕京谅（字子京）被贬到虢州任知州，虢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灵宝市一带。《岳阳楼记》正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于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1046）应好友时任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为重修岳阳楼而创作的一篇散文。
北宋赵元昊造反时，滕子京时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北），本来是御敌有功，但被朝野上下的奸人所陷害而身陷囹圄。幸有时任参政知事的范仲淹出手相救，才减罪被贬到了虢州。
此时年仅九岁的苏轼，初闻滕子京建功，对他便产生了深深地仰慕之情。而当他随后又听闻到滕子京虽然建功却被降职的“糗事”后，又因此事而深为滕子京而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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