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佑七年（1062）八月初一，苏轼的二伯苏涣卒于利州（今四川广元市）路提点刑狱任上，年六十二。
苏轼写下了《祭伯父提刑文》，回想起去年在京师舟中的相送挥别，恍若昨日。
据苏辙《伯父墓表》所记：伯父名苏涣，最初取字“公群”，后来又取字“文父”。年少时很聪明有悟性，和他结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上了岁数的有德行的人。天圣元年（1023），参加乡试，次年中举后被任命为凤翔府宝鸡县主簿。不久，调任凤州司法。
当时王蒙正担任凤州知州，因为与章献太后是亲家，就仗势欺人，骄傲蛮横。王蒙正知道苏公贤能，常常屈心下意，礼待伯父，把郡中事务托付给苏公打理。伯父虽然因为职务关系侍奉他，但是鄙视他的为人。王蒙正曾经向朝廷举荐过他，又给朝中当权者致简，力荐苏公。苏公告诉郡中驻京办事机构的官吏，压下王蒙正的奏章并把王蒙正写给权要的私人信件藏起来。不久，王蒙正失势落马，当时的士人因此称赞苏公。
后来，伯父被选任为祥符县（今开封市祥符区）知县，乡里从事抄写工作的吏员张宗长久以来作奸犯科、以权谋私。因为害怕苏公，就借口有病，过了一百来天就辞职了，又引荐他的儿子代替自己。苏公说：“按照当朝律令，抄写人员应该任用三等人，你是第二等，不行。”张宗向来侍奉权贵，就向州府申诉，州府发函给祥符县，苏公把张宗打了一顿棍子。不久有地位的宦官来到州府，传达皇帝的旨意，让张宗担任书手，苏公根据律令拒不接受诏命。
谁知，又有一个宦官前来传诏道：“即使不合法，也一定要给予他这个职位。”苏公对府尹李珣说：“一个平民百姓尚且能如此枉法，官府难道也要被他人左右了吗？你为何不以县衙不同意的原因来争辩呢？”李珣听了苏公的话很惭愧，第二天入朝上奏此事，皇上很是震惊，随即派内侍查彻查此事。
因为张宗贿赂了温成等人求情，就不再深究这件事。打了假传诏命的宦官一顿棍子，将之贬斥，整个府中都很震动，此事甚至惊动到了“包青天”！
“孝肃公”包拯见到苏公，赞叹道：“你凭借着一个县令的身份能够坚守刚正不阿的底线，比那些言事官不知要强多少倍啊！”
后来，苏涣被朝廷升任为利州路提点刑狱，这便是苏涣在其后辈眼中的光辉形象。
重阳节那天，苏轼没有参加凤翔府的府会，独自前往普门寺僧阁闲逛。苏轼刚入官场时，并不叫苏东坡。他除了本名苏轼外，还有一个雅号，叫作苏贤良。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俗话说，“诗言志”，苏贤良把自己的心思都定格在自己的诗中了，更是把自己初涉仕途的迷茫都化成了对胞弟苏辙的思念之情了。
九月二十，凤翔当地已降小雪。
太守安排苏贤良兼任府学教授，职责就是“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雪天闲来无事，衙廨里又阴冷无比，令年轻气盛、活力四射的苏轼只觉得府衙内的屋庐冷僻幽深，英雄竟无用武之地！
他不免在这种场合回忆起昔日在出蜀的江舟上，父子三人写的诗把诗箧都放满了，又想到在郑州西门与弟弟分别时，两人早已是泪湿衣襟。还有少年时，在家从事父亲学习《易经》于东窗下，“车马敲门都不应”的温馨。
而如今，腹中藏着万卷书，在这里却不被重用，还处处要被各种俗务劳烦，真是令人泪奔啊！
初冬时节，与李彭年一同送崔岐归二曲时口占一诗。
二曲即长安附近的韦曲、杜曲，与王曲一样皆近山。曲,应为周围之山或水流曲折迂回的曲折地貌。
唐有韦曲镇，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因韦姓诸族聚居而得名。以东五里即今长安城区东少陵原东南端，有杜曲，为诸杜世居之地，合称韦杜 。当今的韦曲镇成了西安的后花园，长安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全西安最集中的教育资源。如今已在逐渐承接小寨商圈部分客流，成为西安南郊又一大综合性商圈。
李痒，字彭年，京兆万年（唐时长安城朱雀大街以东为万年县）人，官至水部员外郎。这个人极有才但多病，并因此仕途受挫，所以心中常有慷慨之感。
据后来苏轼回忆，想当年苏轼就是把这一首口占的诗作寄给李彭年，李彭年读到诗中“为问南溪李夫子，壮心应未逐流年。”（《与李彭年同送崔岐归二曲，马上口占》）后竟嚎啕大哭。
这年冬，苏轼生了场病。据我臆测，苏轼本为川人，一旦到了位于黄土高原的凤翔府时，气候干燥，水土未免不服。加之仕途及心志的不甚畅达，一入冬也就病倒了。这场病的病因其实并无记载，但这场病的发生也给苏轼的身体状况打了“预防针”。因为以后的岁月，苏轼还要为应对到各地漂泊做好体能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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