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苏轼的奏议送达朝廷后，宋神宗看过之后，竟当即下诏即日召见。
据说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若有所悟地颔首说，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一切都释然了。
所以，才决定即日召见。
见到苏轼（三十四岁），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疑似急性子）呢？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之后，“只得”斗胆上奏说：微臣私下里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然后再应对之。
神宗竟竦然接受道：爱卿所言，朕一定详思之！
这次皇上在便殿里的召对，使苏轼初步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指陈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至少苏轼是这样认为的。自那以后，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都会绘声绘色地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
短时间内，苏轼上了《议学校贡举状》后，又一鼓作气地上了《议买浙灯状》与《上神宗皇帝书》。
平心而论，多才得苏轼在熙宁初年写的有关新法的这几份奏议都颇有文采，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苏轼奏议的文采斐然，在朝堂上下才会给王安石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作为直接给皇上看的文章，奏议一般要求开门见山，别他奶奶在那儿给皇上兜什么圈子。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正是如此，一上来就指出自己是在顺应朝廷的召唤，然后再开始铺陈下文。
值得玩味的是，他首先来了一段“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
那意思就是在表白：陛下您看，我可不是反对变革，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嘛。
但接下来就话锋一转：不过，变革嘛咱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对不对？
自古道：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所以，我苏轼觉得“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在整个《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既不正面否定变法者王安石，又不动声色地拔高了自己持有的异议，行文可谓是技巧娴熟。
不仅如此，在最为重要的《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表面上是为了赵宋江山着想，骨子里还是在变相地抨击当下的变法。
《上神宗皇帝书》中提道：“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三司条例）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但接下来话锋一转，又搬出了祖宗家法：“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宋代历来讲究祖宗家法，苏轼就处处紧扣祖宗家法。我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向讲究厚古薄今，苏轼就旁征博引有宋以来的三代之治，依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一层层延宕开来，所以说这八千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写得富有说服力，一度成为了后世所有奏议文的学习典范。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了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且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又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发出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敢轻易开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去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要发声时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
深入观察了一年之后，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要在民间采购灯笼，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在这里苏轼埋下了伏笔：如果皇帝纳此谏，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皇上不纳此谏，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甘愿受罚罢了。
买浙灯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至少在苏轼眼里，它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所谓原则性问题，绝对值得一奏。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宁四年（1071）的元宵节，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好好庆贺一下，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全部低价卖给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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