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官僚体系底层的热血青年苏轼，胸中自然也逃不过为了实现自己人生抱负的努力，但作为封建的皇权，那才是压倒一切的唯一的神圣准则。
在苏轼的心底，肯定有一些所谓的肺腑之言特想叫皇上知晓。“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还想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他始终反对“言利”，不满旨在“生天下之财”的王安石。
其实，在今天看来，王安石也确无私心，而是囿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里面，并在自己也不能改变的皇权社会里在做着垂死的挣扎。
而苏轼呢，此时还是一位涉世未深的文学青年，他有着文学青年所特有的与世无争和浪漫的想象力，“君子耻于言利”的思想无疑是所有文学青年支撑其斯文形象的底气所在。
诚然，认为文化人不该谈金钱，古已有之。用老话来讲，即“耻于言利”。这句话，常与“君子固穷”绑在一起，实则这二者之间，并无逻辑可言。
耻于言利，成因多多。这里且说最重要的两点：
首先，我们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传统，惯于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对立起来，置入二元论的窠臼，如鱼与熊掌，迫使世人只能选择其一。对此，恐怕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哪怕内心明明倾向于利益，却碍于道德压迫，不敢公开表示。
事实上，义与利、道德与利益未必构成二元关系，有时恰是一体，追求、扞卫正当利益，如自家房屋的产权、自家土地的粮食、自家亲人的性命，就正契合道德的要义。若要硬生生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使它们势同水火、势不两立，这种行径，本身便不道德。耻于言利并非君子、读书人的专利，而是弥漫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习气，所有人都被教导：利益与道德对立，重利是一种恶行。由此，利益观被损害者，十之八九。
其次，义与利、道德与利益的二元化，不仅是一个思维问题，还是一个道德和政治问题。把利益放在道德的对面，形成如同参商的两极，首先基于传统道德哲学的需要，使道德批判的力量最大化，对于一切逐利的言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抡起道德棒子打将过去，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传统政治教育同样以道德为根基，权力者教化万民，德字为首，公而忘私，义字当先，重义轻利，遂导致一些民众不愿言利，一些民众不敢言利，这么一来，政府则可从容、大肆掠夺民众的正当利益，与民争利的难题迎刃而解。
这还不算，再后来，苏轼还因为一篇《策问》而遭到台谏官的诘难，从而不得不又写两篇为自己辩解的札子为自己勉力洗白。
宋代台谏官员的兼职类型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台谏官虽然人数不多，品级也不算高，但却是政治生活中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有时甚至起到制约宰相权利的作用。
北宋时期,台谏官先后兼任仪仗使、卤簿使等礼仪类职务，此外还有兼任法典条文详定与编修官、理检使、判司农寺、判国子监等。
苏轼在《策问》中委婉地劝谕神宗仿效仁宗的“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谁知被谏官抓住了把柄，说里面的“偷”与“刻”二字有讥讽神宗朝的意思。苏轼真是百口莫辩，深感官场的险恶，不过，这还只是他初涉官场，比这险恶万分的还都在后面！
不过，在苏轼六千言的上书中，对王安石裁减宗室恩数，诏裁宗室授官法及恩例，苏轼还是极为赞许的，认为“此实陛下至明至断，所以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闲下来时，苏轼与赵拚（高齐先生、清献公）一起出游。正好山东人王巩来苏轼处拜访交流，苏轼对这位小自己十一岁的小青年很是喜爱与尊重。
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先生，莘县人，王旦之孙。
苏轼后来因“乌台诗案”被捕，好友王巩也受到牵连而被处置。据说，御史舒亶奏曰：“(苏轼)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阴同货赂，密与宴游。”于是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不久便被贬到宾州(今广西宾阳)去监督盐酒税。在二十多位“乌台诗案”的案犯中，王巩是被贬得最远、责罚最重的，这使苏轼因此十分内疚。
元丰二年，王巩也因“乌台诗案”被贬至岭南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
在王巩被贬期间，他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宾州地处偏远，人迹罕至，生活十分不便。王巩在流放期间经历了极大的困难，甚至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一个死在家中，一个死在宾州。
尽管如此，王巩在逆境中保持了坚韧的精神状态，不仅没有显得落魄，反而精神焕发，性情更加豁达。他的歌妓柔奴也毅然随他前往宾州，并在五年后返回时依然年轻美丽。
所以，后来王巩在宾州期间，苏轼还给他写过很多书信，一再表示王巩因自己而无辜受牵连，遭受了那么多苦难，他感到很是内疚和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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