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王巩非常达观，他为了安慰苏轼，则在给苏轼的回信中大谈道家长生之术，说自己正在宾州修行。当时苏轼很喜欢广西的丹砂等特产，便从贬谪地黄州致信对王巩说：“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亲密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王巩这位小青年的才学，苏轼是十分激赏的，“王郎年少日，文如瓶水翻”（《次韵和王巩》）。
王巩是苏轼众多好友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们两个人有着共同的爱好，交流起来十分地有默契，因此王巩与苏轼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保持的非常好。
另外，王巩的书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苏轼的影响，他的草书让人看上去感觉奔腾洒脱，非常具有气势。他和苏轼一样都是十分注重自然和字体之外的功夫，每一个字看上去线条都十分的顺畅。王巩和苏轼之间的许多交流都是围绕着诗词和字画，双方都对这些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在许多方面的见解都是相同的，因此才有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除此之外，王巩和苏轼之间的友谊也让人们十分的敬佩和羡慕，在平时两个人都喜欢喝酒，在喝酒之后洒脱风流，有时候会一起挥毫泼墨，有时候却只是简单的把酒言欢。最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经受得住任何磨难的考验，在乌台诗案发生了之后，身为苏轼的好友王巩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被朝廷派遣到了僻远的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境内）。可是在这样的时候他和苏轼之间依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对于政治闭口不谈，也对自己的处境没有半点的抱怨，依旧像平时一样交流诗词书画的看法。因此，王巩和苏轼之间这种患难之交获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在苏轼的官场生涯中，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王巩是他最亲密的挚友之一。
王巩出生在山东莘县的宰相之家，自幼受家学熏陶，对诗词歌赋和绘画有着浓厚的兴趣。成年后，王巩在仕途上虽无大成，但凭借文学才华和正直品格，赢得了苏轼的尊敬和友谊。
王巩和苏轼的相识，是在江南水乡的一个庭院中一次文人雅集上。当时的文人雅集，是士大夫们聚会交流文学、书法、绘画、吟诗作对，畅谈人生的场所。苏轼在席间见到王巩，发现他才华横溢，言谈举止间透露出一股清新脱俗的气质，二人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随着在日常的交往中不断加深，苏轼喜欢清欢恬淡、写意直白的诗歌风格，恰好王巩极擅此类诗歌。两人常常在一起吟诗作对，互相切磋。王巩对苏轼的文学造诣极为钦佩，经常写信与苏轼琢磨诗中的词句，苏轼也常常在设宴时邀请王巩前来喝酒行乐。
苏轼与王巩的友谊在不断的交往中愈发深厚，苏轼在仕途上的波折，使他更加珍惜与王巩的友谊。
元丰年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政敌诬陷，被贬到黄州，他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常常收到王巩的书信，信中充满了关怀和鼓励。在黄州的日子，苏轼常常到郊外散步，寄情山水，他在一个清晨，登上了一座小山俯瞰黄州城始，心中感慨万千。回到住处，他提笔写下了一首诗，寄给远在京城的王巩，信中诉说了自己的困境和对友谊的珍惜。
王巩收到信后，立即回信安慰苏轼，并表达了对他坚定不移的支持。王巩仕途也有些坎坷，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始终未减，他曾任太常博士、扬州通判、宗正寺丞等文官职位，虽官职不高，却在政坛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王巩一生对仕途没有太多的追求，品性正直、真挚豪义，用满腔热忱活跃于北宋中后期的政坛，深受时人敬服和推崇。
王巩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他着有《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王定国文集》、《清虚杂着补阙》等书籍。这些作品记录了他的见闻与思考，展现了他广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
王巩在北宋中后期的历史上，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政坛上春风得意，官高爵重，而是因为他正直的品格和傲世的豪气，以及与苏轼兄弟的真挚友情，都为同时代人所钦重。而且他一生勤于着述，是“三槐王氏”中唯一有着作流传至今的人。不过，王巩这位汴京官宦子弟入仕，靠的是恩荫，初时补为校书郎（也就是说，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是走后门者）。
有一天，王巩得了唐朝僧人释僧藏的七张纸本的传世真书，来求苏轼为其藏本后面来一篇跋文，这种传世的纸本一般人不好得到。
但王巩绝不是凡人，其爷爷王旦（字子明）贵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宋理宗时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获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其外公乃张士逊（字顺之），襄州阴城（今湖北老河口）人。张士逊亦是北宋政治人物、诗人，官至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赠太师，兼中书令，谥号“文懿”，仁宗朝曾三次拜相，仁宗优诏拜太傅，进封邓国公（今河南邓县一带）。
所以，大家由此可知僧藏纸本的珍贵，之所以把珍贵的东西拿出来让苏轼来题跋，可以知道苏轼在王巩心中的分量了吧。
苏轼题写了跋文后，王巩又取出来一方从他外公处得到（顺走）的一方砚台，也想让苏轼在题写一篇砚文。不管咋说，从今天略带历史眼光的角度来看，王巩同志还是挺会找人，挺有眼光的，我们不服都不行。
苏轼接过砚台，左看右看，再把王巩上下打量一番。心里想，这方砚台是一个邓国公（外公）的遗物，而眼前的王巩却是魏国公（爷爷）的一个遗物，两个都是宝贝。这方砚会使人想起邓国公张士逊的德行与高寿（卒年八十六岁），而看到王巩，又会使人想起魏国公王旦的斐然文采与仁爱品格。于是，就把这个真实的想法化成了《邓公砚铭》（把两件遗物放在一起阐述了一番）。
说起来，这件事做得还挺有创意的，也属实符合苏轼的文人天性。
这一时期，苏轼还有一位同事叫王克臣（字子难），河南府人氏，是北宋勋臣王审琦之曾孙，也与苏轼有交。后来的元佑三年（1088），这位王克臣以朝议大夫的身份出知郑州，故后人称之为王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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