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的杭州“茶乡第一村”——龙井村，因盛产顶级西湖龙井茶而闻名于世。
该村东临西子湖，西依五云山，南靠滔滔东逝的钱塘江水，北抵插入云端的南北高峰，四周群山叠翠，云雾环绕，犹如一颗镶嵌在西子湖畔的翡翠宝石。
龙井之南为九溪，其西部为十八涧，一路向前可达月轮山。“月轮”这一颇具诗意的山名，曾引起许多文人的咏叹，也产生了不少传说故事。
月轮山是眺揽钱江美景的最好去处，站在山巅，极目南望，感受到的是湿爽怡人的习习江风，映入眼帘的是由古塔、大桥和滔滔江水构成的别具雄浑情韵的壮丽图画，使人心胸宽朗，神思如翔。
耐人寻味的是，六和塔与钱塘江大桥这对一古一今，一横一竖，风格完全不同，照理应该是很不和谐的搭配，却在这里完美无缺地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合在了一起，不由让人感叹造物的神奇。
月轮山又是杭州金鱼的发祥地。
大家知道，中国是金鱼的原产地，杭州又是中国金鱼的故乡。
那么，杭州金鱼的发祥地又在哪里呢？
后世有人根据苏轼的诗句“我识南屏金鲫鱼，重来拊槛散斋余。”（《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用欧阳察判韵》），断定杭州金鱼的发祥地也许就在西湖南岸的净慈寺、兴教寺一带，就在月轮山腰的水池之中。
俗话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在月轮山上，有一座六和塔，六和塔原是开宝年间的知觉禅师为了震慑江潮里的“河妖”而修建，此塔高九级，三十余丈，宋时夜间出海的海船皆靠着此塔辨别方向。
六和塔又名六合塔，其名称之由来，或谓取诸佛教典籍中的“六和敬”之和有六义：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
这天，苏轼与职方员外郎张吉甫同游六和寺。此次苏轼陪同张吉甫同游，是为张职方送行的，因为老张要到七闽之地去出任漕运官了。
职方古指职掌方面之官，为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的副长官，与郎中共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候等事。
而“七闽”根据《周礼·夏官》载：职方氏掌管着天下的地图，从而辨别自己国土上的各种都邑，以及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等地方，所以说“七闽”指古代居住在今福建省和广东潮汕地区的闽人，因分为七部，故称之。
说到“漕运”，我们有必要为现在年轻的新生代们普及一下了：
古时车运称“转”，水运称“漕”。
漕运的通渠积谷功能，漕运是北宋经济的生命线，主要由运河和长江两大河流组成，经过精心设计，这些航道得以充分利用，它推进了南北方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家的兴盛统一。
宋廷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力推动和支持粮食贸易。朝廷设立的“粮仓”、“河道船闸”以及其他基础设施为保障漕运提供了必要条件，它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效的运输方式之一。
此外，古代运河的发展其实与漕运息息相关，大运河最大的作用就是漕运，狭义上的漕运就是指利用水路来运输粮食的一种方式。由于通过大运河进行的货运总量比长江流域还要多，所以许多货物都可以跨越黄河而进入更遥远的北方市场，这使得宋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交通枢纽。
漕运对北宋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漕运运输的商品不只局限于粮食，茶叶、食盐等各种商品均有。它不仅帮助商人和农民获得大量贸易机会，也使北宋王朝在海运上取得成功。
北宋时期开封附近河流系统十分发达，在此基础上北宋开凿了四条漕运线路——汴河线、蔡河线、金水线、广济线，流贯城内，以通各地漕运，合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东京开封府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
因此，漕运是宋朝繁荣昌盛的重要基础之一。
汴梁自身并非一个富庶地区，北宋王朝只是企图利用发达的漕运使他们的都城更接近于富庶地区，补给京师之所需。漕运不仅能够养起北宋一朝君臣，还能养起守护汴梁的几十万禁军。汴梁之所以能够成为北宋的都城，根本的原因在于汴梁处于“四达之会”，使其能够有效地控制富庶的长江下游三角洲和太湖地区。
因此，汴梁在五代与北宋时期能够作为都城受到重视，并一度繁荣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与漕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刚把张吉甫人送走，就收到了弟弟苏辙的来信。
信上说，哥哥，上次我们去过的陈州开元寺，由于寺里的柳湖长年干涸，殿下的那株山茶树虽然长得枝繁叶茂，可好多年都不曾开花了。
上次哥哥到陈州时没有看到山茶花，还每每以此为憾。如今我们这里的柳湖忽然间蓄满了水，那株山茶竟然就开满了花。
给哥哥报告了这件奇事，苏辙还照例叙述了兄弟俩的一些别后思念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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