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后话。
苏轼在徐州任上时，除了担心来年的水患之外，总体上倒也清静无为，优哉游哉。大表哥文与可在苏轼看来身怀大才，但始终未获重用。
除了为大表哥抱不平外，苏轼安慰文与可说，你虽然暂时失去了在洋州做地方州官的快活，在京师还有着生活费用上的困扰，但不用再看上级派下来的使者的嘴脸了，这样一算，总体上还算有得有失。
在徐州水患之时，苏轼曾前往本州的乾明寺，去求助于真寂大师的灵位，十日后洪水果然退去。
苏轼就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将真寂大师追赠为灵慧大师法号，追赐其塔为灵慧之塔。
所以，在唐朝就已坐化的真寂大师，越过了五代十国，于宋时在苏轼的举荐下又被赐以新的法号。
某日，苏轼与京东东路的将官梁交到傅裼家喝酒，傅裼官国子博士，时任徐州通判，傅裼这个人来头也不小，是原龙图阁学士、礼部侍郎燕肃之外曾孙。
当时，燕肃以能够创制奇巧器物而名闻天下，他曾经制作过一个莲华刻漏（中国古代的计时器。漏是指带孔的壶，刻是指附有刻度的浮箭），世人都叹服它的精巧。
凡是燕肃所任职过的州郡，都要造上一个这样的莲华漏。人们只敢使用此物，但无人敢去改造它。
当时的徐州府，用的是盲人卫朴研制的刻漏，盲人看不见，所以卫朴所制的刻漏就没有漏箭。这在当时是个奇葩，只是使用时需要让守漏之人待水满之后，将水放掉重新加注，所以人们都说这种刻漏太内个啥了。
正好，通判傅裼对其先燕肃的制造刻漏之法较为了解，于是就改造了徐州府衙里的刻漏。刻漏改造完成后，傅裼顺势请苏轼给此漏写一篇铭文。
所以说，一顿酒引发出来了一篇铭文。
苏轼在铭文中，无非是将漏箭比作是官吏们仕途的沉浮之状，告诫那些当官者要像水中的浮箭一样，永远保持平衡。降职时不要感到耻辱，而升职时也不要感到骄傲。
京东西路提刑长沙（今属湖南）人孙颀（字景修，号拙翁），前几天因为有公事巡部自应天府来徐州，这段时间，苏轼本想前往拜访孙颀的，但由于正在陪同到访的老朋友李公择，所以没有前往。
正好这次孙颀前来，苏轼做好了迎接的准备，还想邀请孙颀同提点刑狱商讨一些事情。
对于徐州的水患，苏轼听说上游的决口处始终无法彻底堵住，就趁给大表哥文同写信的机会，向他又倾诉了这一苦恼。
虞部员外郎王正路之次子王迥，世传此人曾与仙人周瑶英一起游过芙蓉城。此时，王迥的两个族弟正在师从于苏轼，所以得以与苏轼认识。
苏轼就询问了这件事，待此人讲完了他与仙人游览仙界的故事后，就连苏轼也对此深信不疑，于是作了一首《芙蓉城》诗。
王迥，字子高，本为赵州人，因娶江阴巨室之女，遂占藉江阴（今江苏无锡代管县级市，简称澄，因地处“长江之阴”而得名）。也正是由于苏轼的这首《芙蓉城并叙》，历代的文人骚客才把当今“天下第一村”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称作“芙蓉城”。
到了春日，为害的水患刚退，大旱又至。
苏轼祷雨于徐州城东二十里的石潭，当地父老皆云，此石潭底下与泗水相通，所以潭水与泗水的清浊变化一模一样，并且还常见潭水中有河鱼出现。
逢此大旱，依照唐朝刘禹锡的说法，每逢大旱之年，将一虎头置于龙潭之中，这样一来，潭中将会龙虎相击，其势必斗，则可以兴风雨。刘禹锡曾信誓旦旦地说，以前每遇岁旱，多尝试此法，屡屡应验。
于是，苏轼就援引此法，并郑重地作下青词，到石潭祷雨。
结果还真的应验了，苏轼作了《起伏龙行并叙》诗以记。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蒨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正式到石潭谢雨之时，苏轼依然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还作了这首《浣溪沙》词。
工部尚书陈希亮之子陈慥，家住龙丘（即今湖北武汉新洲区三店街），此人狂放不羁，傲视世间，视荣华富贵为粪土。尽管是官宦之后，不坐车，不戴官帽，和我们今天爱摆架子，摆谱的人不一样。
陈慥，字季常，号方山子，别号龙丘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隐士。其父陈希亮陈公弼曾是苏轼在凤翔府的上司，成语“河东狮吼”的典故即出自陈季常和其妻子柳月娥的事迹。
隐居龙丘后，当地人不知道他的来历，就叫他“方山子”。元丰三年（1080），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不期遇上陈慥，两人成为了好友。
苏轼在凤翔作签书判官时，遂与季常相识。
后陈氏移家洛阳，苏轼被贬黄州后，小陈还数从之游。陈季常藏有《朱陈村嫁娶图》，苏轼曾在此画上题过诗。如今，由于苏轼要到徐州下辖的萧县去劝农，正好又来到这个朱陈村与临近的杏花村。
朱陈村全村仅朱、陈二姓，世为婚姻，唐时的白居易也曾有诗咏过其事。
因为该村离县署较远，因此官事极少，另外处于深山，民风极为淳朴。由于民安其土，加之并无羁旅行役之苦，所以此地的山民亦多长寿。
见到了朱陈村，又想起了老朋友陈季常，睹物思人，抚今追昔。可令苏轼感慨的是那种悠远的淳朴之风已被打破，“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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