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张啸天是李疯子给我起的，至于我是不是姓张，我自己都不敢肯定。
听村民讲，我是被别人遗弃在张屠夫家门口的，至于遗弃我的人是不是我的亲生父母就无人知晓了。
张屠夫是一个嗜酒如命的老光棍，除了对酒亲外对什么也不亲。几次在把我送人无果后，这才像狗一样地把我给养大。
可能嫌我是累赘，张屠夫很少对我有好脸色，酒后无德的他经常对我无端打骂。
本来，对于自己的遭遇我也没觉得有什么，我还以为所有人家都和我们家一样。
直到我遇到李疯子一家后才知道原来家是可以温馨幸福的。
第一次见到李疯子，是我陪张屠夫去给他家杀羊。
当时李疯子穿了一身蓝布衣服，虽然打满补丁，却是非常整洁干净。
戴着一副眼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镜片后的一双眼睛充斥着友善和慈祥。
这与我平时见惯了的村民形象有着截然不同，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最让我对他心生好感的还是他答应帮我取名字。
当时的情形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当他听张屠夫说我就只有小名狗剩子没有大名时，颇为感慨地在嘴里说道：“人的名，树的影，人活一世怎么能没个正式名字呢？”
结果，张屠夫像是开玩笑似的和他说道：“要不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李疯子在犹豫了半天后，一脸严肃地和张屠夫说：“起名字是大事，不能儿戏，你让我好好想想，想好了，我去你家找你。”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激李疯子要帮我起名字的原因。反正，张屠夫说什么也不要李疯子给的手工费，就只拿了四个羊蹄子准备回家下酒。
在回去的路上我向张屠夫打听李疯子是干啥的。
张屠夫是一边喝着从供销社买来的白酒，一边向我讲述着李疯子的情况。
在张屠夫语无伦次的描述中，我对李疯子一家有了大概了解。
原来李疯子不是本地人，是从大城市下放到农村的一名老师，是到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的“臭老九”。
李疯子刚被分配到生产队的时候并不疯，大家伙只知道他媳妇有精神病。
据说，他媳妇原来在城里的杂技团工作，在一次排练时不小心从空中掉了下来，虽然外伤不算严重，可是一下子把脑袋给吓出病来了。打那以后，不管人前人后每天就是唱歌。
刚得病那会还认人，丈夫、孩子都认识。可随着时间推移，治疗也没跟上，现在是谁也不认识，不过她也不惹事，每天除了唱歌就睡觉。
李疯子刚被下放那会，还积极配合红卫兵的工作，站在批斗台上让说什么就说什么。
可是后来他发现不论自己怎么积极表现，就是没有要回城的迹象，于是，这无休止地批斗慢慢地把他折磨得精神有些不正常了。
村民们逐渐发现李疯子总是在没人的时候自言自语，有的村民还特意凑上前听他在说些什么，可是听不懂。
据村民们讲李疯子说的都是“天书”，据此村民们判断李疯子疯了。
不过李疯子疯得不严重，在外人面前或者干工作时没有表现出精神不正常来。
因此，红卫兵认定李疯子是故意装疯卖傻，对他的思想改造是一刻也没放松过。
被分到生产队的李疯子，因为之前没有干过体力活，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还拖家带口的有个疯媳妇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村上的老支书是名老共产党员，据说参加过抗美援朝，在村里威望高，是个老好人。
在看到李疯子家里的状况后，实在是狠不下心来让他去从事重体力劳动，于是就把生产队里的羊包给他放，如果一年下来羊放的好的话，就折合成五亩地的工分给他，还额外奖励他家一只羊。
这个李疯子也是争气，得益于他上师范学校那会读过类似这方面的养殖技术，这些羊在没有包给他之前都是长得又瘦又小。
但自从李疯子接手后，这羊长的是又肥又壮，队上每年给他的五亩地工分谁也说不出啥来，一家人凭着这五亩地工分省吃俭用地可也够生活。
我和张屠夫临近晌午才到家。
第二天上午，李疯子找上门来。
我猜他是为给我起名字事来的，把我给高兴得又是点火烧炕，又是刷锅烧水。
果然，正如我所料，李疯子进门后就开门见山地跟张屠夫说道：“咱们昨天说好的给这孩子起名的事我想了一宿，我寻思着给这孩子起个张啸天的名字，可就是拿不准用哪个啸字，你帮我斟酌一下。”
说话间，李疯子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巴掌大的报纸递给张屠夫，估计他给我起的名字就写在报纸上。
张屠夫也没有伸手去接那张报纸，表情尴尬地向李疯子说道：“我也不认字，你给我看这干啥？”
李疯子笑了笑，拿着报纸举到张屠夫面前，用手指着上面的名字说道：“这第一个名字是向苍天呐喊的意思，这第二个名字是每天笑对生活的意思，你觉得哪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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