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半过后，王安礼去往舒州赴任。老夫人也在女儿的再三恳请下接去孝顺。王氏第二代的王旁、王旉和第三代的王桐、王楠、王棣等则寓居江宁不走。
虽然王氏籍贯在临川，但自王益及妻王吴氏始，王安仁、安石、安国及王雱皆葬于江宁牛首山玩珠峰，此地是为第二故乡。事实上，如王棣、王桐等木字辈子弟便鲜有回临川者。
王氏父祖辈中进士者五人，可谓是满门读书种子，但到了方字辈，唯有才情惊艳的王雱文名远播，木字辈的皆未下场举试，是有后继无人之虞。
不过，厚积薄发，王氏木字辈皆有才名，其中以王棣为最，而方字辈中也有王旁、王旉再战科场，明岁辛未科科试大有可为。
本朝太宗末年起连停科举五年，真宗初又连续举行三年，后行间年一举，以后又渐行间隔二年一举，但还不是定制，所有停举年都要下诏“权停贡举”。英宗治平三年，“诏礼部贡院，今后每三年一开科场”，确定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同时针对每次考试录取人数增多，诸科人数较进士更多，而“冗官”也日益严重的情况，规定进士以皇佑四年录取数的四分之三为额，“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
但在此之前，每年秋天，由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在这三级考试中，中乡试者称举人，头名称解元；中会试者称贡士，头名称会元；殿试被录取者称进士，名次又另有分排。自太宗起，进士分为三甲，前三名为一甲，赐进士及第，前三名通称状元。
需要说明的是，王氏子弟若要入仕，除了科举，可走“荫补”路子。
宋代荫补有着明确规定，荫补数量和范围与官职挂钩，以体现特权：
高级官吏，文臣自太师至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而且可以荫及门客。
高级官吏，武臣自枢密使至观察使、通侍大夫，可荫子、孙、期亲、大功以下及异姓亲。
同样是高级官吏，文臣就比武将多了一个“荫及门客”的特权，而所谓的门客并非是伯乐与千里马这样的纯粹的知遇之恩，它就为极易形成派系关系。
遇到国家重大事件，如新帝登基，太后寿诞等，官员也可以荫补。
高级官员如宰相、执政则可荫“期亲”，一般官吏可荫及子孙。高级官吏退休是时也有特权，“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三人”，曾任尚书、侍郎等官以上也可荫一人。
大臣病故死亡，据所留遗表也可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最多可荫五人。
而王安石当过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司空等，去逝后追赠太傅。王安礼早前曾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元丰四年，拜尚书右丞，迁左丞，因多次谏阻神宗派兵攻打西夏，被御史张汝贤所劾，以端明院学士知江宁府，现今加资政院学士知舒州。
以这二位所任官位，大致可荫子弟五至八人。也就是说，自王旁以下的王氏门人皆可荫补选官。
只不过此非正途，非首选之路。
本朝入仕有三：科举、制举、荫补。
科举是常选，制举是特选。
制举又称制科，必须是皇帝下诏才举行的，没有固定时间和固定科目，也被称为“特举”。应试人的资格，也很有意思。起初没有限制，一般士人和已经做官了但觉得官职不咋样的都可以自荐参加制举，后者很像后世的复读生。
文人自有风骨，以正经科举选官为正途，不屑走荫补之路，尤其是王氏这等书香门第。
王氏方、木二辈共五人一并参加辛未科试举，但前提是得通过今年秋天的乡贡。
乡贡，又称作“解试”，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试本地人，一般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
呃，于王旁等人而言，解试不是关，几乎没什么难度。
走科举路子，只是为了证明某些事情。
纵然王安石兄弟因政见不同而显得疏离，但那不关乎亲情，否则王安礼也不可能让孙子过继给三兄。
临川王氏，影响这个时代可见的是五十年，但远非止这般。
更何况还有王棣这个不确定因素。
对于科举，王棣倒无多大排斥之心，那世的高考何尝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浪淘沙，能笑到最后的自是最有能力者。当然，也需要一些些运气。
成功的因素大致有天赋、勤奋及运气。
对于王棣而言，都能穿越了，哪还缺运气？
既然选择不走荫补之路，那么就专心科举吧。
在杭州时，苏轼这位科场前辈没少提点他，将科场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个通透，尤其要注意规避忌讳的字眼，否则定必黜落。另外，策论中切忌不可用未知出处的典故。
这是经验之谈。
仁宗嘉佑二年，苏轼参加礼部组织的一场考试，在这场考试中，苏轼写下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通篇文章可以说的结构严谨，说理清楚，用词简练并通俗易懂，与当时整个文坛流行的五代浮靡艰涩之风大为不同，因此受到主考官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圣俞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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