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底的北平南门火车站，寒风裹着煤灰卷过月台，生锈的铁轨在暮色中泛着冷光。李天佑攥着黑市买来的三等车票，在汹涌的人潮中寸步难行。孕妇被挤得尖叫，老人的棉鞋不知被谁踩掉，士兵用枪托砸开通道，木箱里装的却是抢来的冬衣。
通往天津的火车前，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拖家带口的百姓，推着装满家当的独轮车，在寒风中艰难前行，孩子们冻得通红的脸上挂着恐惧与迷茫；国民党的败军残部，丢盔弃甲，狼狈不堪，时不时对着百姓大声呵斥，抢夺食物和御寒衣物；还有不少投机倒把的商人，趁着乱世倒卖物资，抬高物价，大发国难财。
战争前线即将抵达平津城外，国党政府连粉饰太平都已经做不到了。
李天佑混在扛着麻袋的脚夫队伍中，抹了把脸上粘稠的络腮胡，趁乱跃上已经超载的车厢。车厢里弥漫着汗臭、劣质烟草和呕吐物的气味，行李架上蜷着逃荒的百姓，过道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发出 “哐当” 巨响，列车缓缓启动。李天佑刚找到个能扶着的立柱，就听见对面传来哭闹声。几个国军伤兵正撕扯着老汉的包裹，绷带下渗血的伤口在军装晕开暗红：“老子在前线卖命，拿你袋白面怎么了？” 老汉死死拽着布袋，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绝望，旁边抱着孩子的妇人吓得浑身发抖。
火车一路路过的村庄，十室九空，断壁残垣间，零星的炊烟显得格外凄凉。列车停靠杨村站时，李天佑透过车窗看到了更骇人的景象：铁轨旁的野地里，横七竖八躺着冻僵的尸体，衣不蔽体的孩童在尸堆里翻找食物。月台上，几个穿貂皮大衣的富商正指挥仆役往车上搬红木箱，箱子缝隙里露出半截金表链，与不远处啃着冻窝头的饥民形成刺眼对比。
行至中途，李天佑遇到了一队国民党的巡逻兵。为首的军官眼神凶狠，上下打量着他，“干什么的？有没有通行证？” 李天佑强装镇定，从怀中掏出提前伪造好的证件，“长官，我是去天津投奔亲戚的。” 军官接过证件，仔细查看，又在他身上搜了一遍，没发现可疑物品，这才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李天佑松了口气，继续赶路，额头上早已布满冷汗。
越接近天津，路上的军队越多，战争的气息也愈发浓烈。远处不时传来沉闷的炮声，天空中，国民党的战机呼啸而过，惊得路边的百姓四散奔逃。李天佑看着这满目疮痍的景象，心中更加坚定只有推翻这腐朽的统治，百姓才能过上安宁的生活。
当天津城的灯火终于在夜幕中浮现，李天佑远远望见了天津城的轮廓。城墙上，国民党士兵神色紧张地来回巡逻，城门处，盘查也更加严格。李天佑想着空间里的庞大财产，望着车窗外匆匆掠过的断壁残垣。寒风从车窗裂缝灌进来，他却觉得心里燃起一团火，这些见证了人间苦难的财富，很快就会成为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
天津港的探照灯刺破夜色，将海面照得惨白如霜，咸腥的海风卷着雪花扑向维多利亚道。李天佑裹着码头苦力的破棉袄混在装卸工人群里，脸上的胡茬和浓重的黑眼圈让他看起来老了十岁不止。
“这批金圆券印刷机零件，明早必须全部卸下船。” 戴着金丝眼镜的银行经理对美军顾问点头哈腰，皮鞋却不经意间踢到蜷缩在货箱旁的小乞丐。李天佑注意到木箱缝隙渗出的油墨，心里不由的冷笑：“金圆券发行不过半个月就已贬值几百倍，分明就是国党知道大势已去，变相的掠夺民脂民膏。”
中央银行的十辆道奇卡车刚抵达三号码头，押运的是税警总团。码头上起重机的轰鸣声里，数十个印有 “中央银行” 字样的木箱正被吊运上货轮，旁边荷枪实弹的宪兵三步一岗，连老鼠都难以遁形。
啐掉嘴里的煤渣，李天佑望向海河对岸的戈登堂。英式钟楼顶端的探照灯扫过结冰的河面，照亮了正在装船的怡和洋行货轮，甲板上的木箱印着"HSBC"的狮徽，起重机正吊装印有瑞士十字的保险箱，汇丰银行的资产也会搭乘怡和洋行的货轮离开。
李天佑这次来天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赶在天津国党高官和银行撤离的时候浑水摸鱼，没道理北平敛了一波却放过了近在咫尺的天津。可惜的是美国花旗银行的资产会通过货运飞机撤离，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及时赶到天津张贵庄机场。
夜色渐深，李天佑趁着换岗间隙，摸到货轮的通风管道口，屏息听着下方的对话：
“这批黄鱼分装了二十箱，已经混进这批医疗器械里面了。”军靴踏在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天亮前货轮必须开拔，迟则生变，陈司令已经决定死守到底，红匪怕是随时都有可能攻城......”
当巡视的人离开，李天佑则趁机混入堆满货物的底舱。当他撬开标着 “易碎品” 的木箱时，成捆的银元和金条在手电筒光下泛着冷光，每一寸都浸着百姓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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