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2月下旬，新德里的命令如同一道惊雷，在深夜传至印度南部司令部。
班加罗尔的司令部大楼内，灯火通明，参谋们被紧急召集到作战室，桌上摊开了一张巨大的印度地图，马哈拉施特拉邦被红笔圈出一个醒目的区域。
南部司令部的指挥官，拉梅什·辛格中将，站在地图前，手持指挥棒，眉头紧锁。
他的副官将总理纳拉辛哈·拉奥的命令递给他，语气急促：“中将，总理命令我们即刻调两个师北上，对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瓦德瓦家族实施平叛，摆出进攻姿态，但暂不交战。”
拉梅什接过命令，目光扫过密密麻麻的文字，脸色阴沉。他抬起头，看向围在桌边的参谋们，低声道：“瓦德瓦家族？这帮地主什么时候有了造反的胆子？”
一名参谋小心翼翼地补充：“情报说他们控制了整个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已经军管，手里有大量来路不明的士兵和装甲载具，连海军陆战队都被他们拿下了。”
拉梅什冷哼一声，将指挥棒重重敲在地图上，“好一个库马尔·瓦德瓦，24岁的小子居然敢跟中央对着干。既然总理下了令，那就干吧。立刻集结部队，两个师，准备北上！”
然而，印度军队一贯的官僚作风却在这关键时刻暴露无遗。命令虽在当夜下达，但南部司令部的反应却慢得令人抓狂。
作战室内的参谋们开始忙碌，却更多是在纸面上推来推去，文件在各部门间传来传去，签字盖章的流程耗费了整整一天。
部队的集结命令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勉强传达到下级军官手中，而各部队的指挥官又以“装备检查”“人员调度”为由，一拖再拖。
直到第三天傍晚，两个师——第9机械化师与第22步兵师——才在班加罗尔郊外的军营内开始集结。士兵们懒散地从营房走出，军官们扯着嗓子喊口令，场面一片混乱。
第四天清晨，部队总算集结完毕，约3万名士兵与数百辆T-72坦克、BMP-2步兵战车列队待命。
然而，如何前往马哈拉施特拉邦却成了新的难题。作战室内，参谋们围着地图展开激烈争论。
一名年轻参谋拍桌而起，慷慨激昂道：“兵贵神速！我们应该直接空运过去，用伞兵空降到孟买外围，打瓦德瓦一个措手不及！”
他的声音洪亮，充满了斗志，却全然忘了部队已经拖延了三天，所谓“神速”早已无从谈起。
一名老成持重的参谋冷笑反驳：“空运？你知道空降需要多少运输机吗？南部司令部的C-130连一个中队都凑不齐，况且孟买上空连个像样的机场都没有，伞兵下去不是找死吗？”
另一名参谋挠了挠头，提议道：“那就走公路吧，用卡车运输，又快又稳。”
话音刚落，旁边的人立刻泼冷水：“卡车？你去哪儿找几百辆载具？军用卡车早就老化报废，征用民用车又得花时间审批，路上还得防着暴民抢劫，靠谱吗？”
年轻参谋不甘示弱，争辩道：“那你们说怎么办？总不能让士兵走过去吧！”
作战室内的争吵愈演愈烈，声音此起彼伏，拉梅什坐在主位上，手扶额头，脸色黑得像锅底。
他终于忍无可忍，猛地一拍桌子，怒吼道：“够了！吵了半天有个屁用！用火车，直达马哈拉施特拉邦边境，最简单的方式，赶紧执行！”
参谋们面面相觑，终于偃旗息鼓。火车运输虽然原始，却是最现实的选择。印度庞大的铁路网虽老旧，但勉强能用。
于是，接下来的半天时间，参谋们又忙着协调铁路部门，调配车厢，安排路线。傍晚时分，命令终于下达，部队开始向班加罗尔火车站集结。
第五天清晨，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士兵与装备。数十节货车车厢被临时征用，T-72坦克与BMP-2步兵战车被吊装上平板车，履带在铁板上摩擦出刺耳的声响。
士兵们则被军官驱赶着挤进客车车厢，人挤着人，像沙丁鱼罐头一般塞满。车厢内空气污浊不堪，汗臭与烟草味混杂在一起，士兵们挤在狭窄的座椅上，有人抱怨连连，有人干脆靠着车壁昏睡过去。
军官们站在车厢连接处，手持名单挨个点名，场面混乱不堪。一名士兵忍不住嘀咕：“这哪是去打仗，简直是去受罪！”
旁边的同伴苦笑道：“习惯就好，印度军队就这样。”
火车在第五天上午9点准时开拔，拉梅什站在站台上，凝视逐渐远去的车队，心中却没有半点底气。
从班加罗尔到马哈拉施特拉邦边境，直达火车理论上需要26小时，但印度的铁路系统出了名的不可靠。
果不其然，火车刚开出不到5小时，就因铁轨宽窄不同被迫在卡纳塔克邦的一处中转站停下。印度铁路分为宽轨、米轨与窄轨，南部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轨距不一致，部队不得不下车，将坦克与装备卸下，再搬上一列新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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