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深秋的某个清晨，黄海造船厂的码头上飘着咸腥的雾气。我站在舷梯旁，看着父亲把最后一箱补给扛上"远洋7号"货轮。他穿着褪色的藏蓝工装，后背上洇开大片的汗渍，在晨光里蒸腾成袅袅的白汽。
"上来看看？"父亲抹了把汗，冲我咧开被烟渍染黄的牙。
货轮钢铁铸就的躯体在浪涌中微微摇晃，甲板上的水渍泛着青灰色的冷光。我跟着父亲穿过堆满集装箱的货舱区时，铁锈味的穿堂风里忽然传来沙沙的拖地声。
"老杨，这是我家老三。"父亲对着佝偻在船舷边的背影喊。那人握着拖把的手顿住了，深褐色的工装裤管正往下滴着水，在甲板上积成一小片水洼。
杨守业转过身来的瞬间，我注意到他左胸口袋别着枚褪色的五角星徽章。那张被海风雕刻出沟壑的脸上浮起古怪的笑意，浑浊的眼珠定定望着我身后的虚空："小陈啊，这次发的拖把真趁手，你摸摸这棉纱......"
父亲突然拽着我往驾驶舱走，低声说："别接话，他分不清人了。"直到转过拐角，我还能听见身后拖把摩擦甲板的沙沙声，混着含混不清的絮语，像某种潮湿的咒文。
后来在船长室喝茶时，大副老吴叼着烟斗跟我说起这个总在擦甲板的男人。92年从南海舰队退伍，在老家县城当了三年保安，媳妇嫌他穷，就跟着跑船的人走了。老杨把退伍费全换成美元，跟着远洋货轮出海，每次靠岸就往家汇钱。
"去年中秋节，"老吴往铜痰盂里啐了口烟渣，"他揣着三年攒下的八千美金回家，发现媳妇早把房子卖了。邻居说那女人跟个香港货商跑了半年，还卷走了他存在床底铁盒里的钱。"
货轮拉响汽笛时，我看见杨守业仍蹲在船尾擦洗锚链。咸涩的海风掀起他花白的鬓角，露出耳后一道蜈蚣似的旧疤。父亲说那是某次在印度洋遭遇风暴时，老杨为固定松动的货箱被铁链抽的。
那个深冬的航程异常漫长。货轮在横滨港卸货时，我站在码头上看船员们排队领补给。杨守业总是最后一个，用布满裂口的手把美元数了又数，最后只买两包最便宜的椰树牌香烟。有次台风延误行程，厨房的面粉见了底，他把自己那份压缩饼干掰成三块，说是要寄给老家上初中的侄女。
1998年清明节前夕，货轮穿越巴士海峡时遭遇强对流天气。我在驾驶舱看着雷达屏幕上猩红的雨云逼近，甲板上突然传来尖利的金属刮擦声。父亲抄起雨衣冲出去，发现是老杨正用麻绳把自己捆在栏杆上，发疯似的擦洗被浪涛拍打的船舷。
"要干净...要干净..."他嘶哑的吼叫淹没在暴雨里，工装裤被狂风撕成破布条，露出腰间暗红的旧伤疤。四个水手才把他拖回舱室，那夜整艘船都回荡着他时断时续的呜咽，像受伤的鲸在深海里哀鸣。
最诡异的变故发生在穿越台湾海峡那天。导航仪显示北纬23.5度时，海面突然升起浓稠的白雾。报务员老张说这是二十年未见的海猴子雾，话音未落，整艘船被某种低频震动笼罩。我亲眼看见仪表盘上的指南针开始疯狂旋转，冷藏舱的冻鱼噼里啪啦砸在地板上。
父亲突然抓住我的胳膊，他手心的冷汗渗进我毛孔："你听..."
起初是极细微的啜泣，渐渐变成撕心裂肺的嚎哭，在钢铁舱壁间形成诡异的共鸣。大副老吴抄起消防斧冲出舱门，却在甲板入口僵住了——浓雾中隐约可见个人形黑影，正跪在当初老杨擦洗的锚链旁，额头砰砰撞击着铁板。
"老杨？"老吴的斧头当啷落地。黑影闻声抬头，月光穿透雾气的刹那，所有人都看见那张浮肿发青的脸——正是三个月前在此处跳海的杨守业！
后来的事在航海圈传成了奇谈。每逢朔望之夜经过北纬23.5度，整艘船就会笼罩在悲泣声中。最骇人的是去年中元节，二副在轮机舱值夜时，发现所有仪表盘都结着冰霜，有个湿漉漉的人影蹲在蒸汽阀旁，正用腐烂的手指反复擦拭根本不存在的污渍。
去年夏天我陪父亲去普陀山还愿，在法雨寺遇到个游方和尚。听说我们的遭遇后，他盯着父亲腕间被海水泡发黑的檀木珠，突然叹道："执念化形，非怨非仇。那位施主不是在找替身，是在等谁把他这些年擦甲板的工钱，捎给某个再也找不到的人。"
回港那天，我看见父亲把一沓美元塞进写有"杨小娟"名字的信封，轻轻放在锚链旁。晚潮涌来时，那些纸币竟像纸钱般打着旋儿沉入海底，而海风中似有若无的，是一声终于解脱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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