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冬夜，北京朝阳区的一间平房内，李宝城和妻子又一次为琐事爆发争吵。
妻子愤然转身睡去，留给他一个冰冷的背影。李宝城胸中憋闷，一股邪火在胸腔左冲右突。
这一次，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忍气吞声，而是猛地抓起一件旧工装，又从厨房摸起一把菜刀别在腰后，闪身融入了浓重的夜色中。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脑中盘旋：“你不让老子碰，老子就出去找！”
他家住北京偏郊，住户分散，多是独门独院。他像幽灵般在土路间游荡，最终停在一处传来女人哄孩子声音的院门外。
侧耳倾听，确认没有男声后，他确定了目标。待到屋内灯火熄灭，万籁俱寂，他如狸猫般翻过矮墙，用刀尖轻轻拨开了未栓严实的门闩。
借着微弱的月光，他看到一个年轻女人搂着孩子熟睡。他迅速用衣服裹住头脸，只露双眼，一个箭步上前，冰冷的刀锋直接抵在了女人喉间。
女人惊醒，惊恐的双眼在黑暗中圆睁。“别吭声！敢喊就杀了你和孩子！”他压低嗓音，恶狠狠地威胁。
女人瞬间僵直，为了怀中稚子，她强忍恐惧和屈辱，不敢有丝毫反抗。李宝城就这样完成了他的第一次罪恶。
这次轻易得手，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惊讶地发现，原来所谓的“坏事”做起来如此简单。
他未曾料到，此后的十年间，这个“发现”将驱使他犯下惊人的三百八十余起案件。
“老流氓”的幽灵
次日清晨，受害女子强忍悲愤，赶到派出所报案。
但由于惊吓过度，加之凶手包裹严实，她连对方的大致身高体型都描述不清，只记得那沙哑的威胁和冰冷的刀锋。
虽有生物证据留存，但在那个DNA技术尚未问世的年代，警方除了加强该区域的夜间巡逻，几乎别无他法。
李宝城在初次作案后，蛰伏了一段时间。然而，就在警方巡逻稍有松懈时，北京城东部的工人聚居区又接连发生数起入室强奸案。
这些案子的模式如出一辙：歹徒专挑男人上夜班、只有妇女儿童在家的时机，蒙面持刀潜入，威胁侵害，事后迅速逃离。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的侵害对象毫无选择，从青春少女到六旬老妇都未能幸免。多名受害者都提到，作案过程中，那人曾自称“老流氓”。
是仇杀或报复吗？警方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受害者们彼此素不相识，生活毫无交集。
这更像是一种纯粹为了发泄兽欲的随机作案，其猖狂程度在“一夜连续侵犯五名女性”的案件中达到了顶点。
显然，凶手具有极强的反侦察意识，每次都将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
由于线索寥寥，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但“双桥老流氓”的恶名却不胫而走，在京城的女工宿舍和居民大院中引发了巨大的恐慌。
女性夜间不敢单独出门，甚至大白天也人心惶惶。首都之地，岂容如此恶魔横行？警方压力巨大，成立了专案组，投入大量警力。
起初，警方根据作案频率和范围，判断这可能是一个犯罪团伙。
他们在地图上圈出可能的作案区域，采取了“人海战术”——调动数百名基干民兵，配合警察，在夜间进行地毯式巡逻布控，一旦发现动静，便以锣鼓为号，围追堵截。
阴影中的“飞毛腿”
警方的行动，起初确实让李宝城感到了恐惧。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巡逻有其规律可循。
他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像狡猾的狐狸一样，在巡逻队的缝隙间穿梭，继续作案。
他屡屡得手，甚至好几次，巡逻队听到受害者呼救赶到时，他刚刚离开，身影消失在夜色中，仿佛从未存在。
最惊险的一次，他刚完案跳出窗户，受害人就冲出院门大喊。巡逻队就在几百米外，闻声疾奔而来。
李宝城眼见无处可逃，情急之下，一头扎进院墙根一个堆放柴火的草垛里，屏住呼吸。
脚步声、呼喊声、手电光柱在他周围晃动，搜索无果的巡逻队逐渐向远处追去。
李宝城竟在草垛里安然躲藏，直到天色微明，四周彻底安静，他才从草堆里钻出，拍拍身上的草屑，大摇大摆地离开。
第二天，刑侦人员在现场勘查时，发现了草垛里的人形压痕，才恍然大悟，气得捶胸顿足。
多次交锋后，警方也摸到了一些规律。他们发现，这个“老流氓”尤其偏好选择带着幼童的妇女下手。
分析认为，母亲保护孩子的天性，会使其在面对暴力威胁时，为了孩子的安全而更可能选择隐忍屈服。
基于此，警方调整了策略，与街道、民政部门协作，列出重点保护家庭名单，在高风险区域布置便衣蹲守，甚至设下“空城计”，故意撤走部分明岗，将干警埋伏在目标家中，张网以待。
这一招果然险些奏效。某个深夜，一支民兵小队在郊县某村村口埋伏。
月光下，一个黑影由远及近，鬼鬼祟祟。队员们屏住呼吸，准备等他进入包围圈再实施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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