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6日凌晨2点10分，安康火车站的雾气裹着煤烟味，贴在二站台的水泥地上发潮。
联防队员张永刚的胶鞋碾过铁轨边的碎石，兜里那张皱巴巴的模拟画像硌着掌心——画上人短发乱如草，颧骨尖得戳人，是这八天来压在所有人心头的阴影。
刚送走一列绿皮火车，站台只剩零星旅客，张永刚忽然瞥见三个身影从运转室方向过来。
走在最后的矮个小伙缩着肩，浅蓝色夹克的拉链拉到顶，双手插在兜里，像只躲在阴影里的鼬鼠。
“同志，出示下车票。”张永刚的声音在空旷里飘。前两人爽快递来票，油墨还带着体温；到小伙这儿，他喉结滚了滚：“我……没票。”
“没票？行李呢？身份证？”张永刚往前半步，指尖触到腰间对讲机。
“没行李，身份证忘家了。”小伙眼神飘向站台尽头的黑暗，右手悄悄往腰间挪。张永刚突然想起画像上那双阴鸷的眼——就是他！他给身旁的李富勇递了个眼色，两人一左一右绕到小伙身后。
“没证件就去值班室登记。”张永刚伸手要拉他，小伙突然暴起，右手从腰后摸出个黑东西——木柄铁锤！锤头还沾着暗褐色的锈，是血干透的颜色。
“抓他！”张永刚扑上去攥住对方手腕，李富勇同时拧住他的左臂，两人发力将人按在地上。
杜庆伟冲上来搜身，除了铁锤，还摸出把尖匕首；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小伙内衣兜里藏着个花布袋，一倒，竟滚出绺带血痂的长发——是那个孕妇的！
“你狗日的，余秀莲是你杀的！”杜庆伟的吼声惊飞了站台顶棚下的夜鸟。小伙还在挣扎，嘶喊“凭什么抓我”，但那双眼睛里的凶光，早已泄了他的底。没人知道，这个叫余延军的27岁男人，八个月里已经用这把铁锤，敲碎了12条人命。
第一具尸体：护坡上的白发老人
时间倒回1996年2月28日清晨6点，春节的鞭炮声还在安康城的巷子里飘。铁路工人周建国扛着巡视锤出门，铁轨在晨光里泛着冷光。走了不到一公里，他忽然瞥见西北侧路基护坡上，有个身影蜷缩在枯草里。
是个白发老人，仰卧着，脑袋上盖件灰布衫，上身空着。“老爷子，摔着了？”周建国跑过去，指尖刚碰到老人的胳膊，就像触到寒冬的铁块——冰凉，硬挺。
他颤巍巍掀开布衫，胃里猛地翻腾：老人双目圆睁，瞳孔散得发白，额头和太阳穴处血肉模糊，暗红的血痂在晨光里结得发硬。
“杀人了！”周建国连滚带爬往车站跑，站长听完，手抖着拨通铁路公安的电话。半小时后，法医蹲在护坡上，手套蹭过老人脚上的解放鞋——鞋头磨出大洞，露出发黑的袜子，鞋底还沾着老家田埂的泥。
“男性，58岁左右，身高1米67。”法医指着伤口，“头部11处钝器伤，3处颅骨骨折，凶器是锤子，每下都往要害砸，没留活口。”
老人的旧军裤兜里，揣着两张皱纸：一张安康到湖北安陆的328次车票，另一张是用塑料袋裹紧的咸菜——萝卜干切得细，还带点油渍，该是路上的口粮。上衣和行李没了，显然被凶手拿走。
“图财害命？”年轻民警王磊盯着咸菜袋皱眉，“这行头就是个农村老人，身上能有多少钱？”老刑警李建军蹲在一旁抽烟，烟蒂扔了一地：“不像。11下，哪是抢钱的狠劲？倒像有仇。”
可线索断了——1996年火车票没实名，老人没带身份证，没带介绍信。警方在安康、安陆的车站、集市贴满寻尸启事，红底黑字的纸在风里卷边，却没人来认。
有人说，老人许是偏远山村来的，家里人还不知道他出门；也有人说，他或许只是买了张过路票，根本不是这两地的人。
更恐怖的还在后面。当天下午，法医拿着解剖报告找到专案组：“死者头部伤口里，有牙齿咬过的痕迹——凶手可能喝了他的血。”
李建军的烟差点掉在地上：“喝血？这哪是人干的事？”
第二具尸体：藏在衣服里的1200元
3月3日凌晨，安康火车站的雾比往常浓。铁路工人张建军在东区一号道岔巡视，总觉得后颈发毛——前几天那具白发老人的尸体，总在脑子里晃。
走到北侧护坡时，手电筒的光突然顿住：地上趴着个人，穿件黄色旧军大衣，灰西服领子翻在外面，看着还算整齐。
“喂！醒醒！”张建军喊了两声，没人应。他用巡视锤轻轻碰了碰对方肩膀，尸体“咕咚”翻过来——后脑塌陷了一块，血把军大衣下摆浸成黑褐色，连枯草都粘在上面。
警方赶到时，现场围了圈人。法医拨开死者的头发，语气沉得像铅：“后脑12处钝器伤，最深的凹陷有3厘米，还是锤子。”死者50多岁，须发花白，身高1米6，衣服虽旧却叠得整齐，行李还在旁边的蓝布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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