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注意到，巷口的黑暗里，邻居赵阿姨正贴着墙根站着，耳朵凑向万红莉家的方向。赵阿姨是街道办的积极分子，自从上个月看到有不同的男人进出万红莉家，就一直留意着。今晚的音乐声、笑声，在她听来全是“不正经”的证据，她掏出小本子，在上面记着：“8月13日，万红莉家聚会，男女混杂，听靡靡之音，跳舞至深夜。”
那时的万红莉，还沉浸在聚会的快乐里。她和朋友聊起未来，说想攒钱买台录音机，还想跟着画报学做连衣裙。她不知道，赵阿姨的小本子，会在一个月后变成举报信，将她推向深渊。
第四章 严打风暴：举报信与深夜逮捕
1983年9月6日，西安的街头突然多了很多戴红袖章的联防队员，广播里反复播放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通知。万红莉在医院上班时，听护士长说，昨天派出所一下子抓了十几个“可疑分子”，有偷东西的，有打架的，还有一个是因为“跟多个女人搞对象”。
万红莉心里隐隐有些不安，但没往自己身上想。直到9月9日凌晨，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谁啊？”她揉着眼睛问。门外传来粗哑的声音：“查户口，开门！”
万红莉披上衣裳，刚打开门，两个穿便衣的男人就挤了进来，亮出手铐：“万红莉，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人举报你涉嫌流氓活动，跟我们走一趟！”她还没反应过来，手腕就被冰凉的手铐锁住，疼得她叫出了声。
随后，另外几个警察开始搜查屋子。他们翻出了万红莉的日记、信件，还有那本外国画报和几盘港台磁带。“这是什么？”一个警察拿起磁带，眉头皱起来。万红莉急着解释：“就是普通的歌曲，不是坏东西！”可没人听她的，那些东西被装进一个黑袋子里，成了“罪证”。
被押上警车时，万红莉看到巷口站着几个邻居，赵阿姨也在其中，眼神躲闪着不敢看她。车开动的瞬间，万红莉突然明白，是有人举报了她。她望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心里满是疑惑：不就是聚个会、跳个舞吗？怎么就成了流氓活动？
第五章 审讯室里的追问：17个名字与“自愿”的辩解
审讯室里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白炽灯亮得刺眼。万红莉坐在冰冷的铁椅子上，对面的警察拿出笔录本，开始提问：“你老实交代，从1982年至今，你家里一共举办过多少次聚会？都有谁参加？”
万红莉攥着衣角，小声说：“没多少次，就是朋友偶尔来坐坐，有医院的同事，还有几个朋友。”“朋友？”警察把笔往桌上一放，“什么样的朋友？是不是跟你有不正当关系？”
万红莉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抬起头：“我们就是普通朋友，没有不正当关系！”警察拿出从她家搜来的日记，翻开其中一页：“这上面写着‘和阿明看电影，他送我回家’，阿明是谁？你们是什么关系？”
日记里记的都是日常小事，却被逐字逐句地追问。在连续两天的审讯里，警察让万红莉列出所有参加过聚会的男性名字，她断断续续说了11个，可警察说“不止这些”，还拿出了赵阿姨的举报信，上面写着“经常有不同男人进出，有时深夜不离开”。
最后，在警察的反复追问下，万红莉又说了6个名字，一共17人。当警察问她“是否与这些人发生过不正当关系”时，万红莉哭了：“有几个确实处过对象，可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谁，这也算犯罪吗？”
“自愿？”警察冷笑一声，“你以为自愿就没事了？在严打期间，你这种玩弄男性、破坏社会风气的行为，就是情节严重的流氓罪！”这句话像一记重锤，砸在万红莉心上，她终于明白，自己面对的不是普通的审问，而是一场能决定生死的“严打”。
第六章 快速审判：一小时休庭后的死刑判决
1983年10月8日，万红莉的案子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法庭很小，旁听席上坐的都是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没有她的家人——她的父母早逝，唯一的哥哥听说她被抓后，就躲到外地去了，没人敢来旁听。
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时，声音洪亮：“被告人万红莉，自1982年3月至1983年9月，利用其住所作为据点，多次纠集社会闲散人员举办流氓舞会，播放靡靡之音，与17名男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其行为已构成流氓罪，情节特别严重，请求法院依法严惩！”
万红莉的辩护律师是法院指派的，他站起来说：“被告人万红莉与他人的关系均系自愿，未对他人造成伤害，且其无犯罪前科，工作期间表现良好，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可这话刚说完，公诉人就反驳：“自愿不等于合法！万红莉的行为已经挑战了社会道德底线，若不严惩，恐引发更多类似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庭审只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轮到万红莉做最后陈述。她站在被告席上，头发凌乱，眼睛红肿，却突然挺直了背：“我承认我喜欢交朋友，喜欢跳舞，但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只是想活得自由一点，难道这也错了吗？我可能超前于这个时代，但总有一天，人们会理解，一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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