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调查工作并不顺利。杨丞斌如同人间蒸发，没有固定职业，没有长期居住地，在乌鲁木齐的茫茫流动人口中，一下子在哪可以找到此人？
案件的侦破陷入了僵局，何美玲的家人一次次来到警局询问进展，每次都带着期盼而来，带着失望而归。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1月12日。就在警方几乎要放弃对杨丞斌的追查时，一个名叫张兰的女司机主动来到公交分局，提供了一条惊人的线索。
“警官，我可能见过你们要找的人！”张兰神色紧张地说，“9月4号，我也通过广播电台发布了求职司机的信息，没过两三天，就有一个男人给我打传呼，说他叫杨丞斌，需要一个司机，约我在新奇广场见面。”
张兰当时带着男朋友一起去了约定地点。“他看起来三十多岁，陕西口音，穿灰色夹克，和你们描述的一模一样！”
张兰回忆道，“我问他要开的车是什么型号，他说叫‘沙漠王’，是棕色的。我男朋友当场就觉得不对劲，因为‘沙漠王’根本没有棕色的款式，都是黑色或白色的。”
察觉到异常后，张兰和男朋友找了个借口离开了。“现在想想，真是后怕。如果当时我一个人去，或者没有起疑心，可能现在也和何美玲一样失踪了。”张兰的声音带着颤抖。
这条线索让警方重新燃起了希望。通过张兰提供的传呼号码，警方顺藤摸瓜，终于查到了杨丞斌的落脚点——亚马克里山附近的一处出租屋。
据房东反映，杨丞斌是1996年租下这间房子的，平时很少与人交流，总是独来独往，经常深夜出门，凌晨才回来，身上偶尔会带着泥土和血腥味，但房东以为他是做体力活的，并没有多想。
1999年9月13日夜，月黑风高。十多名民警趁着夜色，悄悄包围了杨丞斌的出租屋。“行动！”李伟一声令下，民警们踹开房门，冲了进去。
屋内一片狼藉，地上散落着几件脏衣服和空酒瓶，墙角堆着一些杂物。杨丞斌正躺在床上睡觉，被突如其来的民警惊醒，试图反抗，但很快就被制服。“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他嘶吼着，眼神凶狠。
警方对出租屋进行了全面搜查。在床底的一个木箱里，民警找到了何美玲的手机、呼机、身份证和银行卡，还有她出门时拎着的黑色手提包。
看到这些物品，民警们心中一沉——何美玲恐怕已经遭遇不测。
“杨丞斌，何美玲在哪里？”李伟拿着何美玲的身份证，走到杨丞斌面前，厉声质问。
杨丞斌脸色惨白，眼神躲闪，拒不承认：“我不知道什么何美玲，这些东西是我捡来的！”
“捡来的？”李伟冷笑一声，“这些东西上都有何美玲的指纹和DNA，你怎么解释？而且不止一个证人指认你，你还想狡辩？”
在铁证面前，杨丞斌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警方将他带回警局，展开了连夜审讯。审讯室里，灯光刺眼，杨丞斌坐在铁椅上，双手被手铐铐住，低着头，沉默不语。
“杨丞斌，我们知道你做过什么。”审讯民警语气严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现在交代所有犯罪事实，还能争取宽大处理。如果你一直顽抗到底，等待你的只会是法律的严惩。”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审讯持续了整整八个小时。当天亮时分，杨丞斌终于抬起头，脸上露出了绝望的神色，缓缓开口：“我说……我都说……”
根据杨丞斌的供述，警方终于还原了何美玲遇害的全过程。
1999年9月4日，杨丞斌在广播电台听到何美玲的求职信息后，立刻动了歹念。他伪装成招聘司机的老板，与何美玲取得联系，约定9月6日见面。
9月6日上午九点，何美玲开着自己的标致505小轿车如约而至。杨丞斌以“姐姐在火车南站提货，需要一起去接”为由，将何美玲骗到了自己的出租屋。
“进屋后，我就给她倒了杯水，假装和她聊工作的事。”杨丞斌的声音沙哑，“我问她家里的情况，还有有没有好朋友能帮忙做翻译，她没多想，就把董倩的电话告诉了我，还按照我的要求，给董倩打了电话请她帮忙。”
看到何美玲毫无防备，杨丞斌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他从抽屉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强行塞进何美玲的嘴里，逼迫她咽下去。“
她当时拼命反抗，还喊救命，但房间隔音好，没人听见。”杨丞斌的眼神空洞，“大概十分钟后，她就不动了，我怕她没死，又用枕头捂住了她的脸……”
杀害何美玲后，杨丞斌趁着深夜，用自己姐姐的三菱车将尸体运到亚马克里山铁路旁的一处荒坡上掩埋。
随后，他将何美玲的标志505小轿车开到41公里公路桥旁丢弃，并匿名给何家人打了电话，企图混淆警方的视线。
让警方震惊的是，何美玲的案件并非个例。在审讯过程中，杨丞斌还交代了自1996年以来犯下的一系列惊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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