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深冬的东北小城，寒风卷着雪沫子砸在居民楼的玻璃窗上，发出呜呜的声响。
李红梅正蹲在客厅里叠喜被，大红的绸缎被面上绣着鸳鸯戏水，针脚里都裹着她对新婚的期待——还有三天，她就要和未婚夫张建军去民政局领证了。
窗外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夹杂着邻居们压低的议论。
李红梅放下针线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看见好几辆警车停在对面单元楼下，蓝红色的警灯在雪雾里明明灭灭。
她心里咯噔一下，刚想转身给张建军打电话，就听见楼下有人喊：“邱凤国家里出事了！死人了！”
邱凤国是住在对面单元三楼的男人，四十出头，平时话不多，每天早上都会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去街口的修车铺上班。
李红梅和他没说过几句话，只记得他每次遇见邻居，都会低着头快步走开，眼神里总像藏着什么事。
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看着普通的男人，会让整个小区在短短几小时里，被恐惧笼罩。
警笛声渐渐停了，穿着制服的警察开始在单元楼门口拉起警戒线。
李红梅看见张建军从人群里挤出来，脸色发白地朝她跑来。“红梅，别出门！”他喘着粗气，声音都在抖，“邱凤国把他老婆、孩子还有两个亲戚都杀了，现在人跑了！”
李红梅感觉血液瞬间冲到了头顶，手里的喜被滑落下来，红色的绸缎在灰暗的地板上摊开，像一滩凝固的血。
她想起昨天下午还看见邱凤国的女儿邱婷婷在楼下跳皮筋，小姑娘扎着两个羊角辫，笑起来露出一对小虎牙，还朝她挥过手。
“怎么会……婷婷才八岁啊……”她的声音发颤，眼泪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小城被紧张的气氛笼罩。
街上随处可见贴着邱凤国照片的通缉令，照片上的男人留着寸头，眼神阴沉，嘴角向下撇着，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意。
警察挨家挨户走访，小区里的居民都不敢单独出门，晚上家家户户都早早关了灯，只有巡逻警车的灯光偶尔扫过漆黑的街道。
李红梅的婚期被迫推迟了。她把喜被收进衣柜最底层，看着镜子里眼圈发红的自己，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张建军每天都来陪她，两人坐在沙发上，要么沉默地看电视，要么就聊些案子的消息——可除了“邱凤国仍在逃”，再也没有别的进展。
案发后的第五天，天还没亮，李红梅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她以为是警察来了，慌忙穿上衣服去开门，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快递员，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包裹。“请问是邱小兰吗？”快递员问。
邱小兰是邱凤国的小妹妹，住在隔壁小区。李红梅愣了一下，说：“她不住这儿，我帮你转交给她吧。”快递员点点头，把包裹递给她，转身就走了。
李红梅看着包裹，心里犯起了嘀咕——包裹上没有寄件人的名字和地址，只写了“邱小兰收”，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用左手写的。
她不敢耽误，赶紧给邱小兰打了电话。半小时后，邱小兰匆匆赶来，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眼睛红肿，显然这些天也没睡好。
“我哥……有消息了吗？”她接过包裹，声音带着一丝期待，又藏着一丝恐惧。
李红梅摇摇头，说：“你先打开看看吧，说不定里面有线索。”邱小兰深吸一口气，用剪刀慢慢剪开包裹的胶带。
里面的东西很简单：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女式棉衣棉裤，还有两张崭新的10元人民币。
棉衣是淡粉色的，领口和袖口都缝着毛绒，摸起来软软的，是今年北京最流行的款式。
邱小兰拿起棉衣，手指忍不住摩挲着布料，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这是我哥……他知道我一直想要一件这样的棉衣。”
她哽咽着说，“上个月我跟他提过一嘴，说北京的亲戚穿的这款特别暖和，他当时没说话，没想到……”
两张10元钞票被夹在棉衣的口袋里，崭新的纸币边缘还带着毛刺。
邱小兰把钞票拿出来，对着光看了看，突然发现钞票的角落有一个淡淡的指印，像是有人攥得太紧留下的。
她突然想起哥哥平时的习惯——每次给她钱，都会把钞票叠得方方正正，再用手指把边角捋平。
“这肯定是我哥寄的。”邱小兰的声音颤抖着，“他从来不会用快递，也不会写匿名信，他肯定是遇到难处了……”
她抱着棉衣，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哭声里满是委屈和不解，“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啊？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李红梅看着她，心里也不好受。她想起以前听邻居说，邱凤国的老婆这些年一直跟他闹离婚，还把家里的存款都拿走了，邱凤国为此愁得头发都白了不少。
难道就是因为这些事，让他走上了绝路？
就在邱小兰收到包裹的第二天，警察传来了消息——邱凤国在郊区的一个废弃工厂里自杀了，身边没有留下任何遗书和遗言，只有一把沾满血迹的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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