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15日,子夜零时。
焦作市解放区某老旧小区里,路灯昏暗,树影幢幢。杨明拖着下夜班的疲惫身子,走进了自家单元门。他家住六楼,此刻整栋楼寂静无声,只有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空洞回响。
刚走到一楼半的转角,黑暗里突然窜出三条黑影。
杨明甚至来不及喊出声,后脑便遭到一记沉闷的重击。那不是拳头,是某种坚硬的钝器。
他眼前一黑,本能地往前踉跄,第二下、第三下紧接着砸在他的头部、颈部。他能清晰地听见自己颈椎发出的、令人牙酸的“咔嚓”声,温热的血顺着后颈淌进衣领。
“完了。”这个念头闪过脑海。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在又一锤落下的间隙,他顺势扑倒在地,四肢瘫软,屏住了呼吸。
袭击者停了下来。一个黑影靠近,蹲下身,粗糙的手指探向他的口鼻。
杨明用尽全部意志力控制着面部肌肉和胸腔,一动不动,连眼睫毛都不敢颤动。时间仿佛凝固了,他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耳膜里擂鼓,也能闻到对方身上浓重的烟味和汗味。
“没气了,差不多了。”一个沙哑的声音说。
几只手开始在他身上摸索。裤兜里的钱包被抽走,腰间别着的诺基亚手机被扯下。他们动作粗暴,带着一种惯犯的麻利。
“才四百多?晦气。”另一个声音抱怨。
脚步声渐渐远去,消失在楼下的夜色中。杨明又一动不动地躺了将近十分钟,直到确认外面再无任何动静,才挣扎着翻过身,连滚带爬地挪到一楼,用尽最后力气拍响了一户邻居的门。
当邻居打开门,看到满脸满身是血、几乎不成人形的杨明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
送往医院的路上,杨明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他断断续续地向接警的民警回忆:三个人,都挺壮实,用的是锤子,抢走了四百二十五块现金和一部手机。他反复强调:“我装死……他们摸我鼻子……我才捡了条命……”
杨明不是第一个受害者。
解放公安分局的案情通报会上,气氛凝重。算上杨明这起,这已经是五月份以来,分局接到的第四起作案手段极其相似的案件:
深夜或凌晨,偏僻路段或老旧小区楼道,单人行走的市民被数名男子用铁锤等钝器从背后猛击头部,瞬间失去反抗能力后实施抢劫。
作案手法凶残,不计后果,仿佛目的不仅是钱财,更带着一种发泄式的暴力。
“第五起了。”刑侦大队大队长李国雄指着黑板上的照片,照片里是另一位受害者王红梅。
就在杨明报案后第三天,5月18日晚十点,王红梅在一条胡同里被一名男子用“大铁榔头”砸中后脑,逃跑途中后背又挨了一记,被抢走挎包。
“更恶劣的是这一起。”李国雄切换到下一张照片,会议室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孟晓娟,5月19日晚遇袭,颅骨粉碎性骨折,急救医生称“再晚几分钟就没命了”。
她昏迷了四天才苏醒,头上留下了巨大的丁字形手术疤痕。而她被抢走的挎包里,只有一件旧衣服和一块五毛钱。
“为了一块五,几乎要了一条命!”分局局长一拳捶在桌上,“嚣张!猖狂!这是对我们公安机关的公然挑衅!更是对全市人民安全感的肆意践踏!”
会议决定,立即成立“5·15系列抢劫案”专案组,由李国雄任组长,副队长王勇任副组长,抽调精干力量,限期七天,必须破案。
压力,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一名参战干警心头。消息不知怎么走了风,一时间,焦作市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女性晚上不敢单独出门,男性夜行也提心吊胆。一种无形的恐惧,笼罩在城市上空。
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勇带队,在几起案件易发的时间段和路段,进行高密度的巡逻和便衣蹲守,希望能撞上再次作案的歹徒;
另一路由李国雄坐镇,对所有受害人进行更细致的回访,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然而,歹徒似乎嗅到了危险。18日、19日连续作案后,他们突然沉寂了。巡逻的队伍夜夜无功而返,受害人的回忆也大多模糊——袭击发生在瞬间,又是背后下手,很少有人能清晰描述出歹徒的相貌特征。
案子,似乎走进了死胡同。
转机出现在专案组成立的第五天,5月21日上午。
一条线索反馈到指挥部:解放路一家不大的旧货店里,老板向相熟的片区民警反映,前几天有个神色紧张、眼神飘忽的年轻男子,来店里询问收购旧手机的价格,样子不像是正常卖主。
“他手里那手机,看着还挺新,但什么充电器、盒子都没有,问起来历也支支吾吾。”旧货店老板说。
专案组精神一振。系列劫案中,被抢物品除了少量现金,主要是手机。这些赃物必须出手变现,旧货市场、二手手机店是最可能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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