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的西安火车站，寒风卷着雪花掠过广场，西广场派出所值班室的暖气刚开，玻璃上就凝了层白雾。
值班民警李伟正低头整理案卷，两个穿深色羽绒服的女孩突然闯进来，冻得通红的脸上满是焦急，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他手里的笔顿在半空：
“警察同志，能帮我们找下领导吗？我们队长失联了！”
李伟抬头打量两人，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胸前别着个没见过的金属徽章，说话时还下意识摸了摸腰间——那动作，倒像极了常年佩枪的民警。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他追问。女孩们的回答更让他震惊：“我们是站前分局便衣大队的协警，找的是便衣队张队长！”
李伟的眉头瞬间拧成疙瘩。他在站前分局干了五年，从来没听说过“便衣大队”这个部门。
更离奇的是，近半年来，所里接到的七起失窃报案里，受害人都提到“有警察先到一步抓了小偷”，可那些“警察”既没移交嫌疑人，也没留下任何执法记录。
这两个女孩的出现，像一把钥匙，突然插进了这串悬案的锁孔。
诡异报案：消失的“便衣警察”
时间倒回2014年5月，西安火车站东广场的人流里，旅客周明正低头数着刚取的现金，口袋突然一轻——钱包和手机没了。
他刚要喊，就看见三个身影追着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跑过，其中两人穿警服，戴大檐帽，手里还攥着对讲机，另一人穿便衣，动作利落地将嫌疑人按在地上，掏出手铐“咔嚓”锁上。
“同志，我的钱包被他偷了！”周明跑过去，想跟着去派出所做笔录。
穿警服的男人却回头摆摆手：“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们把人带回去录完口供，会联系你。
”说着就押着嫌疑人往地铁口走，转眼就消失在人群里。
周明在广场等了两个小时，没等到任何消息，只好去西广场派出所报案。
李伟听他说完，心里犯了嘀咕：火车站片区执勤的警种确实多，铁路公安、公交分局、特警都有可能。
但按规定，抓了现行必须带受害人回所做笔录，还得开扣押清单，哪有让人在原地等的道理？
他当即联系了周边几个派出所和分局，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接到这个案子，也没有那三个民警”。
更奇怪的是，接下来的半年里，类似的报案接连出现：
7月，一名大学生的笔记本电脑被偷，“便衣警察”抓了人却没还电脑；
9月，有商户报警称手机被盗，“警察”不仅没做笔录，还因为商户多问了两句，推搡着发生了争执；
11月，甚至有受害人说，“警察”抓了小偷后，只让他写了张“收到赃物”的字条，连警官证都没亮全。
“这些人到底是谁？”李伟和同事们开会分析，“要是假警察，胆子也太大了，敢在火车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执法’；要是真警察，怎么会完全不按程序来？”
他们调取了每次案发地的监控，可要么是角度不好，要么是“警察”戴着口罩，始终看不清脸。
直到12月那两个女孩找上门，线索才终于有了突破。
卧底协警：交了五万块的“警察梦”
在派出所的询问室里，女孩李娜和王萌终于说出了真相。
李娜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去年6月，她在招聘网站上看到“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便衣大队招协警”的信息。
上面写着“月薪2800，转正后有编制，包住宿”，还留了个联系人电话，署名“赵姐”。
她打过去，电话那头的赵姐声音热情：
“我们这是内部招聘，不用考试，但要交3000块入网费，录公安系统信息用，再交5000块装备押金，警服、对讲机都得统一发。”
李娜想着能当警察，没多想就凑了8000块，按赵姐说的，在火车站一号售票厅的地下通道里见了面。
那天，赵姐穿着一身藏蓝色警服，肩上别着两杠一星的肩章（后来李娜才知道，那是伪造的二级警督肩章）。
手里拿着个黑色皮夹，打开晃了一下，里面有张印着“赵秀珍”名字的警官证。
“以后你就跟我，每天11点在这儿集合，巡逻抓小偷、吸毒的。”赵姐说着，给了她一件没有警号的警服，还有个不能通话的玩具对讲机。
王萌则是通过亲戚介绍来的，她交的钱更多——除了入网费和装备押金，赵姐还说“单位要分宿舍，得交块分房押金，转正了就退”。
两人跟着赵姐巡逻，每天从东广场走到西广场，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跟上去，抓到小偷后，赵姐会打电话叫“张队长”过来。
“张队长叫张长河，四十多岁，总是穿便衣，腰里别着个真手铐。”李娜回忆。
“每次我们抓到人，他就说‘你们先去巡逻，我把人带回去处理’，过会儿回来，还会给我们发50块钱‘奖金’，说‘辛苦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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