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下午3点,河南驻马店驿城区解放大道的阳光有些晃眼。
一辆黑色奔驰S级缓缓停在“吉安地地产”写字楼门前,镀铬轮毂反射着光,与周围老旧的居民楼形成刺眼反差。
车门推开,石二群穿着量身定制的深灰色西装,手腕上的劳力士日志型腕表闪着微光。
他刚弯腰踏出车门,还没来得及整理领带,三道黑色身影突然从旁边的面包车里冲了出来。
“石二群,别动!”为首的民警声音低沉有力,没等石二群反应过来,两只强有力的手已牢牢扣住他的胳膊。
冰凉的手铐“咔嚓”一声锁在腕间,金属寒意瞬间穿透西装面料,顺着皮肤钻进骨头缝里。
石二群的脸“唰”地白了,他下意识地想挣扎,嘴里含糊地喊着“你们认错人了,我是政协委员”,可眼神却慌得四处乱瞟——他比谁都清楚,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写字楼里的员工们围了过来,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小声议论:“石总怎么了?”“警察怎么抓他了?”
石二群被民警押着往面包车里走,头埋得越来越低,曾经挺直的腰杆此刻弯得像根被压垮的芦苇。
没人知道,这个身家过亿、热衷公益的房地产老板,16年前曾是持枪抢劫银行的悍匪;
更没人知道,他名下七家公司的“第一桶金”,沾满了鲜血与罪恶。
穷途:从工地小工到“窝囊”包工头
时间倒回1962年,驻马店驿城区水屯镇石庄村的一间土坯房里,石二群呱呱坠地。
他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七口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房子里,床是用木板搭的,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一到冬天就冷得钻骨头。
那时候农村日子苦,“顿顿有饭吃”都是奢望。石二群记得,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
他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就跟着父母扛着锄头下田了——家里实在供不起他继续读书,多一个人下地,就能多挣点工分。
可石二群不是甘心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的人,看着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回来盖了砖瓦房,他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总想着往外跑。
1982年,20岁的石二群揣着母亲塞的5块钱,跟着同乡挤上了去郑州的绿皮火车。
火车里挤满了人,他只能蹲在过道上,脚肿得像馒头,可一想到能去城里挣钱,他就觉得浑身是劲。
到了郑州,他没找到别的活,跟着同乡进了建筑工地,成了一名小工。工地上的日子比他想象中苦十倍。
夏天,水泥地被太阳晒得能烫掉鞋底,他光着膀子搬砖,后背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皮,晚上躺在漏风的工棚里,蚊子嗡嗡地围着他转,一晚上能被咬几十个包。
冬天更难熬,水管冻得裂开口子,他得用冻得发紫的手和水泥,手指缝里全是裂口,一沾水泥就钻心地疼。
但石二群脑子活络,又肯下苦功。别人搬砖时只顾着埋头干,他却偷偷观察瓦工师傅砌墙,师傅休息时他就递烟递水,缠着人家教他技术。
没半年,他就学会了砌墙、刷涂料,甚至能看懂简单的图纸。工头看他机灵,把他调到了施工队当副组长,负责安排小工的活儿。
1983年,21岁的石二群瞅准机会,从老家拉了十几个同乡,自己当起了小包工头。
那会儿建筑行业刚起步,活儿不少,他带着队伍接了几个小工程,虽然没挣大钱,但也比当小工时强多了——他终于能给家里寄钱,让父母不再顿顿吃红薯稀饭。
本以为日子能慢慢好起来,可他很快发现,建筑行业的“水”比他想象中深。
开发商拖欠工程款是常事,他带着工人没日没夜地干,工程结束了,开发商却以“质量不合格”“资金周转不开”为由,迟迟不结账。
为了给手下兄弟发工资,他天天往开发商办公室跑,有时蹲在人家门口守通宵,饿了就啃个冷馒头,渴了就喝自来水。
有一次,开发商老板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推出办公室,说“你一个小包工头也配要账?滚远点!”
就这样熬了十几年,到了1996年,三家开发公司欠他的工程款和工人工资加起来,竟有两百多万。
那年秋天,女儿石晓(化名)要交500块学费,他翻遍了家里的抽屉,只找出300多块钱。
他硬着头皮去邻村的王婶(化名)家借钱,王婶把搪瓷杯往桌上一墩,语气里满是嘲讽:
“石二群,你不是当包工头吗?还缺这500块?我看你就是欠了太多钱,故意来骗我们的吧!”
从王婶家出来,秋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石二群攥着手里的300多块钱,心里反复念叨着:
“太窝囊了,太窝囊了!”也就是在那天,一个疯狂的念头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扎了根——抢银行。
他想,两百多万欠薪要不回来,不如干脆干一票大的,既能还清欠薪,还能让自己彻底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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