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1日下午3点，河南驻马店驿城区解放大道的阳光有些晃眼。
一辆黑色奔驰S级缓缓停在“吉安地地产”写字楼门前，镀铬轮毂反射着光，与周围老旧的居民楼形成刺眼反差。
车门推开，石二群穿着量身定制的深灰色西装，手腕上的劳力士日志型腕表闪着微光。
他刚弯腰踏出车门，还没来得及整理领带，三道黑色身影突然从旁边的面包车里冲了出来。
“石二群，别动！”为首的民警声音低沉有力，没等石二群反应过来，两只强有力的手已牢牢扣住他的胳膊。
冰凉的手铐“咔嚓”一声锁在腕间，金属寒意瞬间穿透西装面料，顺着皮肤钻进骨头缝里。
石二群的脸“唰”地白了，他下意识地想挣扎，嘴里含糊地喊着“你们认错人了，我是政协委员”，可眼神却慌得四处乱瞟——他比谁都清楚，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写字楼里的员工们围了过来，有人举着手机拍照，有人小声议论：“石总怎么了？”“警察怎么抓他了？”
石二群被民警押着往面包车里走，头埋得越来越低，曾经挺直的腰杆此刻弯得像根被压垮的芦苇。
没人知道，这个身家过亿、热衷公益的房地产老板，16年前曾是持枪抢劫银行的悍匪；
更没人知道，他名下七家公司的“第一桶金”，沾满了鲜血与罪恶。
穷途：从工地小工到“窝囊”包工头
时间倒回1962年，驻马店驿城区水屯镇石庄村的一间土坯房里，石二群呱呱坠地。
他是家里的老二，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七口挤在不足二十平米的房子里，床是用木板搭的，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一到冬天就冷得钻骨头。
那时候农村日子苦，“顿顿有饭吃”都是奢望。石二群记得，小时候最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馒头。
他勉强读到初中毕业，就跟着父母扛着锄头下田了——家里实在供不起他继续读书，多一个人下地，就能多挣点工分。
可石二群不是甘心一辈子守着几亩薄田的人，看着村里有人去城里打工回来盖了砖瓦房，他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总想着往外跑。
1982年，20岁的石二群揣着母亲塞的5块钱，跟着同乡挤上了去郑州的绿皮火车。
火车里挤满了人，他只能蹲在过道上，脚肿得像馒头，可一想到能去城里挣钱，他就觉得浑身是劲。
到了郑州，他没找到别的活，跟着同乡进了建筑工地，成了一名小工。工地上的日子比他想象中苦十倍。
夏天，水泥地被太阳晒得能烫掉鞋底，他光着膀子搬砖，后背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皮，晚上躺在漏风的工棚里，蚊子嗡嗡地围着他转，一晚上能被咬几十个包。
冬天更难熬，水管冻得裂开口子，他得用冻得发紫的手和水泥，手指缝里全是裂口，一沾水泥就钻心地疼。
但石二群脑子活络，又肯下苦功。别人搬砖时只顾着埋头干，他却偷偷观察瓦工师傅砌墙，师傅休息时他就递烟递水，缠着人家教他技术。
没半年，他就学会了砌墙、刷涂料，甚至能看懂简单的图纸。工头看他机灵，把他调到了施工队当副组长，负责安排小工的活儿。
1983年，21岁的石二群瞅准机会，从老家拉了十几个同乡，自己当起了小包工头。
那会儿建筑行业刚起步，活儿不少，他带着队伍接了几个小工程，虽然没挣大钱，但也比当小工时强多了——他终于能给家里寄钱，让父母不再顿顿吃红薯稀饭。
本以为日子能慢慢好起来，可他很快发现，建筑行业的“水”比他想象中深。
开发商拖欠工程款是常事，他带着工人没日没夜地干，工程结束了，开发商却以“质量不合格”“资金周转不开”为由，迟迟不结账。
为了给手下兄弟发工资，他天天往开发商办公室跑，有时蹲在人家门口守通宵，饿了就啃个冷馒头，渴了就喝自来水。
有一次，开发商老板当着众人的面把他推出办公室，说“你一个小包工头也配要账？滚远点！”
就这样熬了十几年，到了1996年，三家开发公司欠他的工程款和工人工资加起来，竟有两百多万。
那年秋天，女儿石晓（化名）要交500块学费，他翻遍了家里的抽屉，只找出300多块钱。
他硬着头皮去邻村的王婶（化名）家借钱，王婶把搪瓷杯往桌上一墩，语气里满是嘲讽：
“石二群，你不是当包工头吗？还缺这500块？我看你就是欠了太多钱，故意来骗我们的吧！”
从王婶家出来，秋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石二群攥着手里的300多块钱，心里反复念叨着：
“太窝囊了，太窝囊了！”也就是在那天，一个疯狂的念头像种子一样，在他心里扎了根——抢银行。
他想，两百多万欠薪要不回来，不如干脆干一票大的，既能还清欠薪，还能让自己彻底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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