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8日，从昆明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夜色中疾驰。
七号车厢六号下铺，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闭目养神。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但鼓胀的胸肌几乎要把拉链撑开。
放在小桌板上的双手骨节粗大，右手虎口处有一层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痕迹。
“同志，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三名乘警不知何时出现在过道里。为首的老警察语气平和，目光却像刀子一样在男子脸上扫过。
男子缓缓睁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警觉，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身份证，递了过去。
身份证上赫然印着三个字：杨天勇。
空气仿佛凝固了。
老警察瞥了一眼照片，又抬眼看了看面前的男子——四十岁左右，方脸浓眉，右眉骨上那道两厘米的疤痕与通缉令上的描述完全吻合。
最要命的是，情报显示此人极度危险，身上极可能携带枪支。
两名年轻乘警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警械。老警察却微微一笑，将身份证递回去：“谢谢配合，旅途愉快。”
就在杨天勇伸手接证的瞬间，老警察突然暴起！他整个人像猎豹一样扑上去，死死按住杨天勇的右手。
几乎同时，另外两名乘警一左一右锁住杨天勇的肩膀和脖子。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不过三秒时间。
“别动！警察！”
杨天勇没有挣扎。他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我当过警察……我知道反抗没用。我跟你们走。”
列车在夜色中继续北行，但目的地已经改变。前方停靠站：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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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警到恶魔：一个人的堕落轨迹
时间倒回至1959年，云南楚雄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杨天勇出生时就有九斤重，童年时便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头。
小学五年级时，他因为殴打同学致其骨折被学校开除。父亲用皮带抽得他后背鲜血淋漓，他却咬着牙一声不吭。
“送部队去！让部队管管这头犟驴！”父亲对母亲吼道。
1978年，19岁的杨天勇参军入伍。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在家乡惹是生非的青年在部队如鱼得水。
他体能出众，射击天赋极高，四百米障碍训练全团第一。第二年就当上了班长，第三年成为预备党员。
“这小子是块当兵的好料子，”连长在评语中写道，“但性子太野，需要好好磨练。”
1982年，杨天勇转业回乡。因为军事素质过硬，他被分配到昆明铁路公安局，成为一名铁路警察。
崭新的制服穿在身上，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母亲哭着说：“我儿有出息了。”
最初的几年，杨天勇确实干得不错。他破获过三起盗窃案，还抓住过一个在列车上行凶的歹徒。
但渐渐地，纪律部队的生活让他感到束缚。他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巡逻、写不完的汇报材料、开不完的会议。
“当警察能挣几个钱？”他开始对同事抱怨。
1993年夏天，一场意外改变了一切。
那天下午两点，烈日当空。杨天勇和所长在铁路沿线巡逻时，抓获了七名正在扒窃运输物资的惯犯。
手铐不够用，他们用麻绳把七个人串在一起，拴在铁路旁的一处栅栏上。
“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借辆面包车。”所长抹了把汗，“千万看好了，这几个都是老油子。”
“放心吧所长，”杨天勇拍拍胸脯，“就他们七个一起上，也近不了我的身。”
所长骑着自行车走了。杨天勇搬了把长椅坐下，掏出一支烟点上。
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前一夜他在歌舞厅玩到凌晨三点。一支烟没抽完，眼皮就开始打架。
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住进了大房子，开上了小轿车……
“杨天勇！人呢？！”
一声怒吼把他惊醒。他猛地从长椅上弹起来，眼前的一幕让他浑身冰凉：栅栏被锯开了一个大口子，七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拴人的麻绳被利器割断，断口整齐。
“我……我……”杨天勇舌头打结。
好在所长借车回来时，正碰上那七个家伙往山里跑。他和借车单位的干警一起，又把人都抓了回来。但这事儿已经无法挽回。
处分很快下来了：行政记过，扣发半年奖金，调离执勤岗位，去机关看大门。
“我不就打了个盹吗？”杨天勇在办公室里吼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人不是抓回来了吗？”
没人回应他。同事们沉默地整理着文件，仿佛他根本不存在。
从那天起，杨天勇变了。他不再按时上班，经常酗酒，在值班室一睡就是一整天。
领导找他谈话，他歪着头，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1995年春天，杨天勇因胃炎住进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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