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8日,从昆明开往北京的列车在夜色中疾驰。
七号车厢六号下铺,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正闭目养神。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夹克,但鼓胀的胸肌几乎要把拉链撑开。
放在小桌板上的双手骨节粗大,右手虎口处有一层厚厚的老茧——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痕迹。
“同志,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三名乘警不知何时出现在过道里。为首的老警察语气平和,目光却像刀子一样在男子脸上扫过。
男子缓缓睁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警觉,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身份证,递了过去。
身份证上赫然印着三个字:杨天勇。
空气仿佛凝固了。
老警察瞥了一眼照片,又抬眼看了看面前的男子——四十岁左右,方脸浓眉,右眉骨上那道两厘米的疤痕与通缉令上的描述完全吻合。
最要命的是,情报显示此人极度危险,身上极可能携带枪支。
两名年轻乘警不自觉地摸向腰间的警械。老警察却微微一笑,将身份证递回去:“谢谢配合,旅途愉快。”
就在杨天勇伸手接证的瞬间,老警察突然暴起!他整个人像猎豹一样扑上去,死死按住杨天勇的右手。
几乎同时,另外两名乘警一左一右锁住杨天勇的肩膀和脖子。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不过三秒时间。
“别动!警察!”
杨天勇没有挣扎。他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喃喃道:“我当过警察……我知道反抗没用。我跟你们走。”
列车在夜色中继续北行,但目的地已经改变。前方停靠站: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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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铁警到恶魔:一个人的堕落轨迹
时间倒回至1959年,云南楚雄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杨天勇出生时就有九斤重,童年时便比同龄孩子高出一头。
小学五年级时,他因为殴打同学致其骨折被学校开除。父亲用皮带抽得他后背鲜血淋漓,他却咬着牙一声不吭。
“送部队去!让部队管管这头犟驴!”父亲对母亲吼道。
1978年,19岁的杨天勇参军入伍。出乎所有人意料,这个在家乡惹是生非的青年在部队如鱼得水。
他体能出众,射击天赋极高,四百米障碍训练全团第一。第二年就当上了班长,第三年成为预备党员。
“这小子是块当兵的好料子,”连长在评语中写道,“但性子太野,需要好好磨练。”
1982年,杨天勇转业回乡。因为军事素质过硬,他被分配到昆明铁路公安局,成为一名铁路警察。
崭新的制服穿在身上,帽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母亲哭着说:“我儿有出息了。”
最初的几年,杨天勇确实干得不错。他破获过三起盗窃案,还抓住过一个在列车上行凶的歹徒。
但渐渐地,纪律部队的生活让他感到束缚。他开始厌倦没完没了的巡逻、写不完的汇报材料、开不完的会议。
“当警察能挣几个钱?”他开始对同事抱怨。
1993年夏天,一场意外改变了一切。
那天下午两点,烈日当空。杨天勇和所长在铁路沿线巡逻时,抓获了七名正在扒窃运输物资的惯犯。
手铐不够用,他们用麻绳把七个人串在一起,拴在铁路旁的一处栅栏上。
“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借辆面包车。”所长抹了把汗,“千万看好了,这几个都是老油子。”
“放心吧所长,”杨天勇拍拍胸脯,“就他们七个一起上,也近不了我的身。”
所长骑着自行车走了。杨天勇搬了把长椅坐下,掏出一支烟点上。
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前一夜他在歌舞厅玩到凌晨三点。一支烟没抽完,眼皮就开始打架。
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住进了大房子,开上了小轿车……
“杨天勇!人呢?!”
一声怒吼把他惊醒。他猛地从长椅上弹起来,眼前的一幕让他浑身冰凉:栅栏被锯开了一个大口子,七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拴人的麻绳被利器割断,断口整齐。
“我……我……”杨天勇舌头打结。
好在所长借车回来时,正碰上那七个家伙往山里跑。他和借车单位的干警一起,又把人都抓了回来。但这事儿已经无法挽回。
处分很快下来了:行政记过,扣发半年奖金,调离执勤岗位,去机关看大门。
“我不就打了个盹吗?”杨天勇在办公室里吼叫,“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人不是抓回来了吗?”
没人回应他。同事们沉默地整理着文件,仿佛他根本不存在。
从那天起,杨天勇变了。他不再按时上班,经常酗酒,在值班室一睡就是一整天。
领导找他谈话,他歪着头,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1995年春天,杨天勇因胃炎住进医院。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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