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盛夏，江苏某经济强市的服装批发市场依旧人声鼎沸，南腔北调的叫卖声、货车的轰鸣声交织成繁华的市井图景。
可一则爆炸性消息却像寒流般迅速席卷了市场里的大小老板圈——“谢宝的女儿被绑架了！”
这话一出，喧闹的批发市场瞬间安静了几分。
谁不知道谢宝？这个浙江籍老板凭着一股子韧劲，从收鸡毛、换塑料盆的小商贩，打拼成市场里的“领头羊”，身家丰厚，为人仗义，是圈子里公认的“实在人”。
他的独女谢乐怡刚满18岁，亭亭玉立，刚考上重点大学，是谢宝捧在手心的明珠。这样一个家境优渥、与世无争的小姑娘，怎么会遭遇绑架？
消息传开时，谢宝正坐在自家店铺的红木办公桌后，指尖夹着的香烟燃到了尽头，烫得他猛地一哆嗦。
他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喉咙里泛起一股苦涩——距离女儿谢乐怡出门上美术课，已经过去整整六个小时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老谢，别急，可能是跟同学出去玩忘了时间。”旁边店铺的老板过来安慰，可话里的底气不足。
谢宝摇了摇头，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不可能，乐怡从来不会这样，她懂事得很。”
此时的谢宝还不知道，这起看似随机的绑架案，背后藏着他最信任之人的背叛，而这一切的渊源，要从几十年前说起。
谢宝的老家在浙江乡下，那地方山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建国初期的一场荒年，让本就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为了不饿死，年仅四五岁的谢宝跟着父亲背井离乡，辗转杭州、上海乞讨度日。在杭州郊县的一条老街上，谢宝不小心跟父亲走散，吓得蹲在路边号啕大哭。
正是盛夏，日头毒辣，谢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一个修雨伞、钟表的中年男人停下脚步。
男人叫王齐财，操着一口浓重的杭州话询问情况，可谢宝听不懂，只是一个劲地哭。
王齐财心善，从店里搬出小板凳，让他坐在门口等父亲，自己则一边修伞一边帮着留意。
天黑后，父亲依旧没出现，王齐财便将谢宝带回了家，让他跟自己的儿子王辉一起吃饭睡觉。
那两天，谢宝穿着王辉的旧衣服，吃着粗茶淡饭，却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两天后，谢宝的父亲终于找到了这里，父子俩抱着痛哭，谢父对着王齐财连连磕头道谢，两家也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贫穷的经历像一根刺，扎在谢宝父子心里。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时，20多岁的谢宝跟着父亲再次走出乡下，一头扎进了商海。
他们收过鸡毛、捡过乌龟壳，走街串巷换面粉、换塑料盆，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
那些年的苦，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他们住最便宜的鸡毛店，被褥散发着霉味和汗臭，蟑螂在床底下乱窜，老鼠时不时从房梁上跑过，甚至还有小偷半夜撬门。
有时候连鸡毛店都住满了，父子俩就铺张报纸睡在店铺地板上。
浙江老板圈里流传的“想要做个老板，先睡三年地板”，谢宝和父亲真真切切地熬过了。
好在父子俩头脑灵活，又能吃苦耐劳，靠着这些小生意慢慢积累了第一桶金。
这时，王齐财父子找上门来，提议合伙做服装生意。
那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漂亮衣服的需求越来越大，可市面上的服装种类稀少，进口货又价格高昂。
王齐财在杭州有亲戚，能拿到销售门面；谢宝父子则在乡下找了些女工，照着上海、杭州流行的进口服装样式仿制，低价出售。
没想到，这些“山寨”服装一上市就供不应求，两家的生意越做越大，从杭州拓展到上海、苏南，到90年代初期，谢家和王家都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富裕家庭。
随着王齐财和谢宝父亲年事已高，生意便交到了谢宝和王辉手上——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如同鲁迅笔下的鲁迅与闰土，有着过命的交情。
起初，两人配合默契：谢宝负责浙江乡下的生产作坊，严把质量和成本关；王辉则主抓杭州、上海等地的销售，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可随着财富积累，两人的分歧也渐渐显露。
谢宝为人精明强干，做生意讲规矩、重信用，对朋友仗义，对老婆女儿更是呵护备至。
除了偶尔跟朋友打打麻将、赌点小钱，几乎没有不良嗜好。
而王辉却截然不同，他虽也精明，却有着一个让谢宝无法容忍的缺点——极度好色。
在生意场上，男人好色或许不算什么大毛病，但王辉的好色已经到了离谱的地步。
他常年流连于声色场所，跟小姐彻夜鬼混，常常把生意抛在脑后。
家里有勤俭持家的老婆和一对儿女，外面却养着好几个情人，清一色是他手下的女营业员。
更让谢宝不齿的是王辉的双重标准：他对外面的情人出手阔绰，高级酒店开房、高档酒楼吃饭是家常便饭，黄金珠宝、名牌服装说送就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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