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惊恐地缩在座位下,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玻璃碴混着血点溅了一脸。
整个厂区门口瞬间炸锅,尖叫、奔跑、哭喊声响成一片。
匪徒抢过装有二十多万元工资款的提包,退回出租车,疯狂逃窜。整个过程,仅仅11分15秒。
现场一片狼藉,除了弹壳、血迹和惊恐,似乎什么也没留下。
时任铁西分局刑警大队队长的陈强蹲在尸体旁,面色铁青。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本应充满祥和,此刻却弥漫着血腥与绝望。
唯一的物理线索,是草丛里一枚黄澄澄的54式手枪弹壳。技术处的灯光彻夜未明。
显微镜下,这枚弹壳的撞针痕、烟囱残留被精细比对。结果令人心头发沉:它与之前一年多里,发生在沈阳的另外三起持枪抢劫杀人案现场弹壳,出自同一把手枪。
“95年9月10日、96年2月1日、2月2日,加上今天的‘38案’,”时任沈阳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于凌顺在案情分析会上,用红笔将这四起案件狠狠连在一起。
“是同一伙人干的。心狠、手黑、胆大,拉着尸体都敢开车,绝不是新手。年龄不会太小,很可能有前科。”
短短半年,四起大案,七死两重伤。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亲自挂帅,抽调涉案四区精兵强将,成立联合专案组。
他在会上拍了桌子:“不破‘三八大案’,我辞职!”
军令如山。然而,线索仿佛沉入大海的针。这伙幽灵般的匪徒,在制造了“三八节”的恐怖后,骤然沉寂,消失在沈阳茫茫人海中。
这一沉寂,就是一年零十一个月。案子,成了沈阳公安心头一根拔不掉的毒刺。
二、百万劫案与“红帽子”:幽灵再现
1999年10月19日,下午五点四十分,和平区南大街某高档小区。
曹伦提着沉重的旅行袋,里面是刚从银行提出的100万元现金。司机张德敏把白色本田轿车缓缓拐进院子。曹伦下车,走向一单元一楼左门。钥匙刚插进锁孔,身后疾风骤起!
“站住!”一声低吼。
曹伦还没回头,后脑已被冰冷的枪口顶住。一个戴红色安全帽、穿蓝工装的男人(汪家仁)面目狰狞地出现在他侧后方。曹伦下意识想护住钱袋,枪响了!
“砰!”子弹近距离射入他的身体。曹伦闷哼一声,瘫倒在地,鲜血迅速洇透呢子大衣。
车内,张德敏目睹了这电光火石的一切。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他推开车门,疯了似的朝院外狂奔。
另一个望风的匪徒(汪家里)抬手就是一枪,子弹却打在水泥地上,溅起一串火星。张德敏连滚带爬,消失在巷口。
得手的匪徒(孙德松)抓起染血的旅行袋,三人冲向院墙边停放的两辆红色摩托车,引擎嘶吼,绝尘而去。
二十分钟后,和平分局刑警赶到。现场触目惊心:曹伦已无生命体征,单元门口和楼道里各发现一枚54式手枪弹壳,一枚变形的59式手枪弹头。
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将证物装入袋中,脸色凝重——弹壳底部的批号,与三年前“三八大案”的遗留物,何其相似!
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杨加林很快赶到。听完汇报,他站在血腥未散的现场,良久不语。
压力如山倾覆:匪徒沉寂近两年后再度出手,目标更大,手法更猖獗,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而此案发生在国庆50周年与澳门回归前夕,政治和社会影响空前。
“排查访问每一个住户,目击者一个也不能漏!”杨加林下令,随即又补充了关键一句,“同时,立刻安排人,把这两枚弹壳和‘38案’的弹壳做同一认定。”
结果很快出来:毫无悬念,同一把枪。幽灵回来了,还变本加厉。
案件侦破的关键,往往在于细微处。一位在饲料厂对面摆摊修自行车的老周师傅,,在警方排查中,向民警反映了一个重要情况。
“那天下午四点左右,我就看见俩男的,戴红色安全帽,穿蓝工作服,在附近转悠……其中一个,我瞅着面熟。”
“面熟?”刑警单强立刻追问。
“对,夏天那阵子,差不多八九月开始,就有个五十多岁、骑红摩托的男人,经常在那片转,一待就是一两小时,也不干啥,就像在等人。”老周比划着,“我修车摊就在那边,闲了就爱看人,记性好。”
“如果再见到他,或者他的照片,你能认出来吗?”
“能!”老周笃定地点头。
几乎同时,铁西分局传来另一条线索。
新华派出所副所长张学军在走访中,遇到宏发家具城老板王洪喜。
王老板心有余悸地说,今年春天,自家仓库附近也老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转悠,一个五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也骑摩托车,车牌号……他让司机悄悄记了下来:辽A(红摩托),辽A(蓝摩托)。
头盔、工装、摩托车、中年男子、长时间踩点……所有特征,与“1019”案匪徒和“38案”模式高度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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