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武汉，盛夏的热浪比往年更烈。
7月的江城像一口密不透风的烧砖窑，白天地表温度直逼40℃，连夜晚的风都裹着灼人的热气，黏腻地贴在人皮肤上，让人喘不过气。
7月20日中午12时，江岸区黄浦路外贸宿舍252号12门的楼道里，除了热浪翻涌，还飘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腥甜，这股味道混着老旧居民楼的霉味，让前来找人的曾科长心里莫名发慌。
他已经敲了足足五分钟5楼的房门，里面死寂一片。
身旁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反复确认着地址，锁匠的工具在手中泛着冷光，最终在众人的注视下，“咔哒”一声，门锁被撬开。
厚重的木门向内推开一道缝隙，一股浓重的血腥味瞬间扑面而来，盖过了盛夏的燥热。
曾科长的目光率先落在卧室虚掩的门缝里——那是一只耷拉着的男人的脚，皮肤泛着不正常的青白。
他强压着心头的惊惧推开卧室门，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冰凉：
一名赤背男子背朝上俯卧在床上，头部被浅红色枕头死死盖住，床褥上一大滩暗褐色的血迹早已干涸，在高温下凝成了硬痂。
曾科长颤抖着掏出手机，按下了110，此刻，时针指向2003年7月20日12时30分，一场牵动武汉江岸警方的恶性命案，正式拉开侦查序幕。
报案电话响起的瞬间，江岸公安分局的警笛声便划破了江城的热浪。
12时31分，侦查员和技术员火速抵达案发现场，警戒线迅速将黄浦路外贸宿舍这栋6层老楼围起，即便烈日炙烤，围观的居民仍挤在楼下，议论着这栋坐南朝北的老楼里发生的惨案。
分局当即成立“7·20”命案专案组，熊副局长坐镇指挥，走访组、调查组、现场勘查组、信息资料组迅速分工，在39℃的高温下，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侦查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案发现场位于501室，坐东朝西的一居室，屋内的景象让见惯了大案的侦查员也心头一沉。
现场勘查组的技术员戴上手套、口罩，顶着屋内闷到窒息的热气开始工作，相机的快门声在死寂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他们发现，现场的纱门、木门及门锁均完好无损，所有窗户都没有攀爬痕迹，墙面的防盗网也毫无撬动的迹象，显然，凶手是敲门入室，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客厅东面的墙角，一对黑色哑铃静静躺在地上，哑铃的金属杆上缠着凝固的血渍，这是现场发现的第一件可疑物证；
卫生间的双缸洗衣机内，一件蓝白相间的七匹狼短袖T恤被揉在角落，衣摆和领口的血色已经发黑。
经检验，上面的血迹与床上的死者高度吻合；主卧室房门旁的墙壁上，控制顶灯的开关面板上，两枚清晰的血指纹印在白色的塑料面板上，成为了本案最关键的物证之一。
屋内的财物有明显丢失痕迹：死者的手提电脑、手机、小灵通不翼而飞，一枚白金戒指消失不见，床头柜的抽屉被拉开，里面的450元现金被洗劫一空。
而卧室的双人床上，便是死者的遗体，他呈俯卧状，头部被枕头紧紧压住，白色汗衫被血渍浸透，枕头上、床单上、床底的地面上，皆是大片的血迹，床头及上方的墙壁上，点点喷溅的血珠星罗棋布，那是钝器反复击打头部时留下的痕迹。
法医立即开展现场尸体检验，高温下，尸体已经出现轻微腐败，但并不影响检验结果。
法医拨开覆盖死者头部的枕头，发现其头部有十余处深浅不一的钝器创口，创口边缘不规则，明显是多次击打所致。
结合现场血迹分布和创口特征，法医出具初步检验报告：死者系严重颅脑损伤死亡，死亡时间推断为7月19日凌晨4时左右，系他杀。
而通过对死者身体特征和现场遗留痕迹的综合分析，法医还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死者生前为同性恋者。
这名死者，正是重庆川仪十八厂驻武汉办事处的销售员周某，也是曾科长苦寻的人。
时间倒回7月19日晚上9点，重庆川仪厂销售科的曾科长乘坐波音737客机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他走出候机厅，环顾四周，却始终没看到约定来接他的周某。
出发前一天晚上，他还与周某通过电话，约好接机后一起与武汉的客户谈生意，可此时，周某的手机却处于关机状态。
无奈之下，曾科长只得独自乘车前往江岸区工农兵路军供宾馆，住进了306房。
7月20日一早，他数次拨打周某的电话，依旧无人接听，连办事处的固定电话也联系不上周某。
上午9点，曾科长赶到重庆川仪十八厂驻武汉办事处，办公室里只有几名销售员，一问才知，周某已经两天没来上班了。
销售员陈某告知曾科长，周某并未住在办事处，而是在黄浦路外贸宿舍租了房子，具体地址便是252号12门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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