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1月3日,深秋的北京西郊被一层料峭的寒气裹着,枯黄的杨树叶被西北风卷着,打着旋儿落在松堂医院外墙的炉灰渣堆上。
这片灰碴是附近街坊盖房、垫院子的抢手料,天刚蒙蒙亮,四季青乡的园林工张荣英就推着独轮小车来了。
她裹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手里攥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铁锹。
家里盖新房还差些灰碴垫地基,她想着趁清早人少,多铲几车回去。
松堂医院墙外的渣土堆松软又厚实,一锹下去能铲起大半筐,张荣英弓着腰,手脚麻利地往小车里装着灰碴,铁锹与土石摩擦的声响,在寂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
突然,铁锹头狠狠撞进土里,触到了一个硬邦邦、沉甸甸的东西,力道震得她手腕发麻。
“怕是个粗木头撅子吧。”张荣英嘟囔了一句,没往心里去——渣土堆里埋些旧木料、碎砖头是常事。
她往后撤了撤步,把铁锹杆抵在腰腹间,铆足了劲往下一撬。
只听“噗”的一声闷响,土里的东西被撬得翻了出来,一块破旧的麻袋片随之散开,一截惨白、裹着残布破片的物体赫然露在眼前。
张荣英的目光扫过去,起初还没反应过来,等看清那是一截轮廓分明、带着关节的人腿时,浑身的血液瞬间冻住了。
腐烂风干的皮肉黏在骨头上,破布片挂在腿骨边缘,一股淡淡的腐臭混着尘土味钻进鼻腔。
她张大了嘴,喉咙里发出一声破锣般的尖叫,手里的铁锹“哐当”砸在地上,连带着那辆独轮小车都顾不上,拔腿就往村里疯跑。
头发被风吹得散乱,脚下的布鞋踩得泥水四溅,她只觉得魂都飞了,脑子里只剩那截惨白的人腿,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骇人的东西。
这声尖叫,撕开了一桩尘封一年的谋杀案的序幕。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的警车呼啸着驶向香山脚下的松堂医院,海淀分局的刑警队员也同步赶到。
深秋的晨光刚漫过树梢,现场已经被拉起了警戒线,黄黑相间的带子圈住了那片不起眼的灰渣堆,围观的村民被拦在远处,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脸上满是惊恐。
法医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拨开裹着尸体的破旧麻袋,尸体的全貌逐渐显露:
死者双腿弯曲向上蜷缩,一根粗糙的尼龙绳紧紧捆在腰间,头上死死裹着一条蓝色棉涤女裤,颈部则被一条白纱布从前向后勒紧,绳结打得死紧,深深嵌进皮肉里。
尸体早已高度腐烂风干,躯干皮肉萎缩,头部更是彻底呈白骨状,眼窝空洞地朝着天空,触目惊心。
现场勘验的刑警们面色凝重,翻遍了灰渣堆的每一寸土地,却没有找到任何指纹、脚印或是凶手遗留的物品。
埋尸的痕迹被岁月抹平,只有那具冰冷的尸体,无声地诉说着死前的绝望。
尸检报告很快出来,字字清晰地勾勒出死者的身份轮廓:女性,身高1米63,牙齿磨损程度较轻,结合发型与子宫颈部放置的避孕环,判定为30岁左右的已婚妇女;
尸体白骨化程度与环境特征吻合,死亡时间至少在一年以上;死因明确,头部右侧有两处规整的锐器伤,虽非致命,但足以证明凶手曾持刀袭击,颈部白纱布的勒迫痕迹明显,系遭刀砍后被活活勒死。
没有身份信息,没有现场线索,死者被埋在荒僻的医院外墙,凶手藏在茫茫人海中。
这桩跨越一年的悬案,像一团乱麻,缠在了海淀分局刑警队海星队长的心头。
海队长掐着烟,站在灰渣堆旁反复勘察,目光扫过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麻袋、尼龙绳、女裤、纱布,这些都是室内常见的物品,足以证明埋尸点绝非第一作案现场,凶手是在室内杀人后,将尸体装袋运到此处掩埋。
而松堂医院外墙地处路边,位置隐蔽却不算偏僻,凶手没有远距离抛尸的运输工具,只能就近埋尸消迹——凶手的住处,必定离这里不远。
更关键的是,室内作案、熟人骗至家中、杀人埋尸,这一系列行为,都指向凶手与死者相识。
先找失踪人口。”海队长当即拍板,“死者是30岁左右的已婚妇女,衣着像普通职工或外来务工人员,查遍海淀、石景山、朝阳所有派出所的走失登记薄,一个都不能漏。”
接下来的几天,侦查员们跑遍了周边区县的派出所,翻烂了一本本泛黄的走失人口登记簿,筛出几个身形、年龄相似的女性,可逐一核查后,要么人还健在,要么特征对不上,全都落了空。
线索彻底断了,海队长皱着眉,带着两名侦查员驱车赶往石景山分局,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碰碰运气。
石景山分局治安科的民警听完死者特征,眼睛突然一亮:“跟去年12月24日八角派出所报失踪的杨春英太像了!”
他从档案柜里翻出一张泛黄的寻人通报,纸张边缘已经发卷,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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