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2日,江西东乡县的深山清晨还裹着料峭的春雾,零星的鸡鸣声刺破工地的沉寂。
上万名高铁建设务工者散落在十余个施工片区,铁皮工棚凝着冷露,空气中混杂着水泥、黄土与汗味的粗粝气息。
七名身着便衣、头戴安全帽的上海刑警,攥着一张泛黄褶皱的模拟画像,混在当地三十余名民警中,在人潮里一寸寸搜寻——他们要找的,是一个藏了31年的连环电击杀人魔。
当一个头戴草帽、皮肤黝黑、身形精瘦的花甲老头,端着搪瓷杯慢悠悠走向工地食堂时,带队的上海刑警万宗来瞳孔骤然收缩。
那张被岁月刻满沧桑的脸,与31年前静安旅馆服务员口述的画像,分毫不差。
几人如猛虎扑食般上前,死死按住对方的胳膊。
草帽滚落,老头惊恐挣扎,万宗来的声音带着压了三十年的戾气,一字一顿砸在他耳边:“我们是上海来的警察!”
瞬间,老头浑身瘫软,面如死灰。他知道,那个压了自己大半辈子的噩梦,终究还是醒了。
时间倒回1981年的盛夏,上海正被一部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搅得满城沸腾。
黑白电视机是稀罕物,但凡有电视的单位、旅馆,每晚都会挤满翘首以盼的市民,小小的屏幕前人头攒动,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
8月8日,上海市静安区建华旅馆的地下42室,迎来了一位山东客人。
李嘉惠,28岁,青岛假肢橡胶配件厂的外勤采购员。彼时的出差住宿,没有身份证核验,全靠单位或居委会开具的介绍信,为了省钱,陌生人合住一房是常态。
42室是地下负一层的房间,阴暗潮湿,水泥地面泛着霉味,三张窄木板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是标准的“一房三铺”。
先入住的是一个自称“李义清”的东北男人,40岁,持吉林省双阳镇中医院的介绍信,已经在这里住了半个月。
此人皮肤黝黑,长方脸,板刷头,身高一米七左右,不胖不瘦,沉默寡言,眼神里总藏着一丝说不清的狡黠。
当晚,旅馆会议室的黑白电视前挤得水泄不通,旅客们凑在一起追《姿三四郎》,欢声笑语隔着走廊都能听见。
唯独李嘉惠没有去凑热闹,一路舟车劳顿,他早早躺在靠窗的铺位上,沉沉睡去。
他随身带着200多元现金——这在当时青工月工资仅30多元的年代,是一笔巨款;还有一块瑞士罗爱斯手表,一只黑色小公文包,以及装着干粮的铝饭盒。
他从未想过,这趟普通的上海出差,会成为自己的黄泉路。
8月10日清晨,旅馆走廊里开始弥漫一股怪异的臭味,越来越浓,顺着门缝往外渗。有旅客忍不住向服务员投诉,说42室的气味臭得让人作呕。
服务员捏着鼻子推开42室的门,一股腐臭与潮湿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
她定睛一看,只见李嘉惠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脸色青紫,早已没了呼吸。
年轻的服务员吓得魂飞魄散,惊叫着跌跌撞撞逃出房间,尖锐的喊声划破了旅馆的宁静。
静安分局刑队的警报瞬间拉响,老刑警王学仁跟着刑技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随后,市局刑侦处处长端木宏峪、静安分局局长周志全悉数赶到——这起命案,从一开始就透着诡异。
死者李嘉惠身上的现金、手表、公文包、铝饭盒被洗劫一空,更骇人的是,法医尸检发现,其面部、颈部、前胸及后背,共有十处淡黄色的电击烧伤痕迹。
电击杀人,在1981年的上海,是闻所未闻的奇案,也是上海首例电击致死的命案。
刑侦技术员俞伯源趴在地上,打着手电仔细勘查,最终在离地面两米高的通风管道内,有了惊人发现:
几根用黑胶布层层缠绕的照明灯电线,一个红色有机玻璃头箍——两端竟焊着通电的金属体,一把21厘米长的锋利西瓜刀,还有几根约七尺长的杂色旧电线。
更关键的是,管道内壁提取到四枚残缺不全的指纹:右中指、左拇指、左中指、左环指。
而那个同住的东北男人“李义清”,早已不辞而别,连房费都未结算。
没有监控探头,没有身份登记,唯一的线索,就是服务员口述的凶手样貌。
专案组立刻请来工人文化宫的画家,根据描述一笔一笔勾勒出模拟画像,数千张通缉令连夜印发,撒向上海400多家旅馆。
王学仁与战友们逐家逐户排查,一间房一间房核对,却连凶手的影子都没找到。
另一路侦查员远赴吉林双阳镇,一去就是45天。
他们翻遍了当地的户籍档案、单位名册,却发现一个致命的真相:当地根本没有什么“双阳镇中医院”,所谓的介绍信,从头到尾都是伪造的。
所有线索,就此全部中断。
就在上海警方陷入僵局时,公安部的紧急电告传来:浙江嘉善县魏塘镇旅社,发生了一起手法完全一致的电击杀人未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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