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时，转机，突然出现在8月25日清晨的宣武门外大街。
早上八点整，宣武门外大街旧货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张某、韩某，刚打扫完门店的卫生，擦干净柜台上的灰尘，准备开门营业。
老式的木门刚拉开一条缝，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就挤了进来，神色慌张，眼神躲闪，进门就压低声音问：
“师傅，要相机不要？”
张某抬头打量着他：男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头发凌乱，手里攥着一个布包，语气急切。
“什么牌子的相机？”
“德国产的，老机子。”
“我们这儿只做委托寄卖，你要是寄卖，我给你登记。”
男子一听“寄卖”二字，立刻变了口风，连忙摆手：“不寄卖，要现钱！那……要手表不要？”
张某心里一动——最近全市通报的陶然亭公园凶案，被抢手表的特征他倒背如流！他不动声色地点头：“要，拿出来看看。”
男子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表，递了过去。
张某接过手表，和韩某凑在一起，借着晨光仔细查看：表壳是后换的圆形，原机是方形15钻，表盘印着17钻和小方格，两针，不锈钢梯形表带——分毫不差，正是通报中被抢的那块手表！
两人对视一眼，心里掀起惊涛骇浪，脸上却依旧平静。张某故意压价：“你这表式样老，不好卖，要现钱最多给5块；要是寄卖，能卖30块。”
男子急了，一把抢过手表：“5块不卖！我去别的地方！”说着就要往外走。
张某立刻拦住他，堆起笑脸：“小伙子别急，我有个朋友托我买老表，我拿去给他看看，你在这儿等十分钟，成了直接给你现钱。”
说完，张某给韩某递了个眼色，韩某心领神会，立刻拉着男子坐在板凳上聊天，想方设法稳住他；张某抓起手表，骑上自行车，疯了般冲向宣武分局刑侦科。
刑侦科的侦查员小尹、小刘接过手表，一眼就确认了赃物身份，立刻驱车赶往友谊医院，让徐义民辨认。病床上的徐义民看到手表，瞬间瞪大了眼睛，拼命点头——这，就是他被抢的那块表！
消息传回旧货收购站，韩某心里有了底。他笑着对男子说：“我朋友要了，跟我去派出所登个记，领钱就行。”
男子丝毫没有察觉，傻乎乎地跟着韩某，走进了宣武分局椿树派出所的大门。刚进院门，早已等候在此的侦查员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控制住。
经当场核查，男子名叫王瑞，20岁，住宣武区香炉营二条x号，宣武区椿树煤厂工人，素有偷窃劣迹。
侦查员当即脱下他的鞋子，查看鞋底花纹——菱形花纹塑料鞋底，与案发现场提取的凶手足迹，完全吻合！
铁证如山，王瑞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没等侦查员多问，就全盘交代了自己的行凶抢劫罪行。
王瑞出生在一个八口之家，父母、姐姐、三个弟妹，全家靠微薄的收入度日，常年入不敷出，母亲只能四处借钱度日。
从小，他就染上了偷窃的恶习：偷老师的钱、偷同学的钢笔粮票、偷姑姥姥的积蓄，被学校记过、开除，还被宣武分局行政拘留15天。
1962年7月，王瑞进入椿树煤厂工作，依旧恶习不改。
1963年4月，他偷了同事的存折，从储蓄所取出210元现金，挥霍一空：还债、买上海手表、下馆子、买胶卷。
单位发现后，勒令他限期退赃，催得紧之又紧。走投无路的王瑞，动了抢劫的歹念。
8月18日，陶然亭公园举办游园晚会，他看到公园西南角钓鱼区偏僻无人，便选定此处作为作案地点。
8月21日晚七点，王瑞从家里拿了一把解放前留下的、一头圆一头尖的铁锤，从虎坊桥步行至陶然亭公园，买了一张《白毛女》的电影票，进场后心不在焉，没看完就匆匆离场，直奔钓鱼区。
晚上九点多，他在环湖路椅旁，看到一对男女依偎在一起聊天，男子抽烟时，火光映出了手腕上的金属反光——他知道，那是手表。
王瑞悄悄绕到两人身后，确认四周无人，举起铁锤，狠狠砸向徐义民的头部！
徐义民哼都没哼一声，直接倒了下去；王瑞紧接着砸向刘淑庄，连续猛击数下，见两人躺在地上不动，以为他们已经死亡，便抢走手表和钱包，仓皇逃离现场。
他穿过公园牌楼、花坛，从北门逃出，一路跑到南横街，打开钱包，将里面的照片、月票、发票、地址全部丢弃，只留下现金和票证，晚上十点五十分准时到家，将铁锤藏在了床底下。
联合侦破组立即赶赴王瑞家中搜查，在床底下的杂物堆里，成功起获了那把沾有微量血迹的作案铁锤。
王瑞的父母含泪证实，儿子从小偷窃成性，此次因退赃压力，铤而走险，犯下滔天大罪。
1963年9月11日，北京市人民法院在陶然亭公园召开公审大会。
王瑞戴着手铐、脚镣，面如死灰地被三名法警押上台。法官庄严宣判：王瑞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法警解开他的手铐，换上法绳，将他捆绑押上刑车，驶向刑场。
那把沾着鲜血的铁锤，那枚菱形花纹的塑料鞋底足迹，那块被抢的旧手表，成为了这起60年代北京恶性凶案的永恒铁证。
从深夜派出所门前的血影，到七日之后的天网恢恢，公安干警以不眠不休的坚守，让凶手伏法，让正义昭彰，也让1963年的陶然亭公园，重新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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