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解释了为什么俞大猷的舰队几次试图合围时，范德·维尔德都能从下属军官那里感受到一种紧绷的谨慎。
没人愿意在开阔海域与一支拥有射程和精度优势的敌方主力舰队进行传统的战列线对决，那无异于赌博。
明朝的这些顶级战舰，单舰技术水准，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东印度公司目前在远东能部署的最好盖伦船。
然而，正是这种“技术先进”与“数量稀少”的尖锐矛盾，让范德·维尔德最终得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判断：这个帝国，本质上仍然是陆权巨人，对海洋的轻视根植于其骨髓。
证据无处不在。
漫长的海岸线上，绝大多数港口、卫所的防御设施陈旧不堪，兵员缺乏训练，反应迟钝。
除了俞大猷麾下那支引人注目的核心舰队，明朝庞大的水师体系更多是由大量老旧、中小型、火力贫弱的船只组成，它们适合巡逻、护航、镇压海盗，但根本无法与组织严密、火力强大的公司舰队进行正规海战。
明朝似乎满足于拥有一个“够用”的海上威慑力量——足以扫清传统的倭寇和南洋海盗——却从未设想，也未曾真正建设一支能够控制远洋、进行舰队决战的蓝水海军。
俞大猷的困境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这位老将显然经验丰富，战术意图明确，想要捕捉并歼灭公司舰队。
但他手中的牌太少了。
他那几艘珍贵的主力舰必须集中使用，不敢轻易分兵，否则有被各个击破的风险。
而一旦他集中力量扑向某个预警区域，范德·维尔德的舰队凭借更优的远程侦察和盖伦船在顺风及侧风条件下优异的机动性，总能及时规避。
明朝漫长的海岸线成了他们无法承受的负担，俞大猷的舰队再精锐，也无法同时遮蔽闽、粤、浙数千里的海疆。
公司舰队则像幽灵一样，在这片广阔的舞台上自由穿梭，选择防御最薄弱的地点，随时发动一击即走的袭击。
“疲于奔命。”范德·维尔德在航海日志里写下了这个刚刚学会的词语。
这就是他为明朝沿海防务设定的目标。
通过持续不断的、难以预测的袭扰，打击其商业、损耗其物资、动摇其民心、羞辱其官府，最终拖垮其本就有限的海上机动作战力量的精神和物质储备。
战争的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当然，他并非没有顾虑。
最大的隐忧就是俞大猷的那支核心舰队。
如果真的在某次行动中因为情报失误或天气突变，被明朝主力堵在不利的海域，那么“德·鲁伊特”号及其姊妹舰将面临严峻考验。
公司舰队的优势在于机动和袭扰，而非与一个拥有技术相当甚至略胜一筹的对手进行硬碰硬的消耗战。
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追求的是利润，是打开贸易口岸，而不是与一个体量庞大的帝国陷入代价高昂的全面战争。
他的行动必须精准、可控，在给明朝造成足够痛楚迫使其回到谈判桌的同时，避免过度刺激这条巨龙，引发不可预料的全面反击。
他的战略核心，就是“消耗”与“施压”。
消耗明朝沿海地区的耐性和资源，向北京的朝廷施加持续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直到他们意识到，容忍这些“红毛夷海寇”所带来的损失和麻烦，已经远远超过了拒绝他们贸易请求所带来的“面子”和“原则”。
到那时，谈判的大门自然会重新打开，而这一次，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明朝官员，将不得不认真考虑东印度公司提出的条件——或许是某个港口的专营权，或许是更低的关税，或许是其他商业特权。
就在范德·维尔德认为战局将沿着这种消耗与反消耗的轨道继续滑行，直到某一方耐力耗尽时，转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几天前，一艘从倭国方向驶来的葡萄牙商船“圣塔克鲁兹”号，在约定海域与舰队取得了联系。
船长迭戈·门德斯，一个在远东混迹了二十年的老油条，被带到了“德·鲁伊特”号上。
他带来了一些关于倭国局势、西班牙人在吕宋动向的寻常消息，但眼神中闪烁着一丝待价而沽的光芒。
范德·维尔德习惯性地用几桶上好的荷兰杜松子酒和一批相对便宜的玻璃器皿打发他。
但门德斯在感谢之余，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压低声音，用夹杂着葡萄牙语和蹩脚荷兰语的话说：“尊敬的司令官阁下，您在这里的‘生意’似乎进行得不错，让明朝的官员们头疼不已。不过，如果您想真正让北京的那位皇帝感到心痛，而不是仅仅让广东广西的总督们难堪，或许……您应该看看更北边的地方，一个对他们来说，比十个广州港更重要的地方。”
范德·维尔德的蓝眼睛眯了起来。他示意门德斯继续说下去，同时挥手让舱内其他军官暂时离开。
门德斯舔了舔嘴唇，从怀里掏出一张绘制得相当粗糙，但关键地理信息清晰的海图——显然是长期航行积累的私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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