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在斯摩棱斯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脊梁被苏军以一种坚韧而残酷的方式一寸寸地折断，进攻莫斯科的“大门”被永远地关闭了。中央战场的胜利，极大地支援了南线，并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将决定整个乌克兰命运的追击战，拉开了序幕。现在，让我们将视线重新投向南方，回到那片辽阔的黑土地，和那条即将被鲜血染红的大河。
这是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取得决定性胜利后，第一次对乌克兰全境发动的大纵深战略追击。它的终点，是那条横贯乌克兰、被德军视为最后希望的天然屏障——第聂伯河。在希特勒的心中，这是“东方堡垒”的核心，是能够耗尽苏军进攻锐气、稳住整个东线战局的“天险”。而对于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来说，跨过这条河，就等于解放整个乌克兰，将战争彻底推向德国的家门口。一场围绕着这条大河的、关乎国运的史诗对决，即将上演。
1943年8月中旬，哈尔科夫的失守，如同一场剧烈的地震，彻底动摇了德军整个南方集团军群的根基。曼施坦因元帅知道，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突出部这颗钉子，已经被彻底拔除，再死守这片无险可守的平原，无异于将他手中仅剩的几十万大军，拱手送给正在高歌猛进的苏联人。
1943年8月底，哈尔科夫失守的消息在克里姆林宫回荡时，整个东线已经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转折。苏联红军的西进，几乎没有再遇到成体系的德军抵抗。广袤的乌克兰平原上，溃退的德国部队正拼命向第聂伯河方向撤退，期望借助这条大河为日益溃散的防线赢得一次喘息。
然而，面对这一切，苏联最高统帅部内部，对于怎么打各有不同的意见。在斯大林和朱可夫面前，摆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
第一条路，来自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后勤部的高级将领们——“有限追击，待机整备”。他们主张，在德军退向第聂伯河的过程中，红军应适度压迫和追击，但不急于展开全面的强渡作战。理由很充分：大纵深推进已经极大消耗了兵力和补给，铁路、公路尽是焦土，运输只能靠落后的马拉车队。前方士兵已经筋疲力尽，秋雨泥泞季节即将来临，连续作战风险极大。如果在河边被德军反扑击退，不仅可能失去战果，更会严重打击士气。待到冬季或次年春天，等补给线修复，整顿兵员装备，再从容发动一次精心准备的战略攻势，胜算更大。
第二条路，几乎是与第一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朱可夫、瓦图京和科涅夫等人主张的，是“连续追击，迅速强渡”。他们主张：必须趁德军在大撤退中混乱未定，尚未完成第聂伯河防线时，立刻发起总攻。他们指出，情报显示“东方堡垒”只不过是地图上的幻影，防御工事完成度不足一半。此时强渡，固然代价惊人，但一旦成功，乌克兰将彻底解放，德军南翼将失去最后的屏障。如果坐视敌人喘息，数月后第聂伯河两岸就会变成一片永备碉堡和纵深雷区，攻取基辅将付出成倍的血代价。
朱可夫在会上拍着地图，沉声说道：“此刻的敌人，就像一头负伤的猛兽，倒在退潮的沙滩上。我们必须用全部力量扑上去，把它的脊骨一举踩断，而不是眼睁睁看它慢慢恢复。”
争论持续了数日，后勤部门一再强调弹药和燃料供应的严重短缺。第2航空集团军甚至提出，如果立即强渡，航空支援恐怕只能维持头两周。斯大林长时间沉默不语，反复翻看从南线发回的战况报告。会场的空气，压抑得如同即将落下的秋雨。
8月底的一个深夜，克里姆林宫的红灯亮起。斯大林召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单独谈话。与会人员都清楚，这场对话将决定战争下一阶段的走向。
最终，斯大林缓缓放下手中的烟斗，口气低沉而坚定：“我同意朱可夫的意见。敌人已经没有力量再打一场闪电战。如果我们给他时间，他会在第聂伯河后建成真正的东方堡垒，我们再想突破，就要付出两倍、三倍的代价。必须现在进攻，马上。”
就这样，第二方案——四个方面军同时展开追击与强渡，被正式确定为第聂伯河战役的总基调。
而德军方面，曼施坦因、第1装甲集团军的克莱斯特元帅，以及第4装甲集团军的霍特大将，心急如焚。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向总参谋部发电，用近乎哀求的语气陈述着一个冰冷的事实：“如果不退守第聂伯河，整个南方集团军群，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与此同时，曼施坦因还面临着一个更致命的问题——兵力不足。他的师级单位，在经历了库尔斯克的消耗战和哈尔科夫的防御战后，普遍减员超过50%，许多装甲师能开动的坦克，甚至不足一个营。他多次向希特勒请示，请求增援，哪怕只多派几个师来。
但希特勒此刻也是泥菩萨过河。他能从哪里调兵呢？中央集团军群正在斯摩棱斯克前线被苏军死死缠住，自身难保，克卢格元帅同样在哭着要援兵；北方的集团军群，兵力本就捉襟见肘，在列宁格勒前线自保尚且困难。整个东线，已经没有一兵一卒是机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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