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的初春，东江县的风还带着刺骨的寒意。一辆吱呀作响、浑身沾满泥点的破旧中巴车，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在坑洼不平的砂石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后，终于喘着粗气，停在了此行的终点——清风镇政府大院门口。
车门“哐当”一声推开，张建国一手拎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一手扶着磨得发亮的行李箱，有些踉跄地跳下车。冷风夹着细雨星子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脚下的路早已被连日雨水泡成了烂泥塘，一脚下去，泥浆没过半截解放鞋帮，冰凉黏腻的触感瞬间穿透鞋袜。
眼前就是他将要开始新生活的地方——清风镇人民政府。几排红砖瓦房构成的院子，墙皮剥落得厉害，屋顶长着几丛顽强的茅草在风里摇晃。门楣上挂着的白底红字木牌，“清风镇人民政府”几个大字倒还清晰端正，只是牌匾也蒙了一层灰扑扑的泥印子。没有想象中政府大院该有的肃穆或者热闹，只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萧索和……沉滞。
他深吸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带着泥土和某种说不清的腐败气味钻进鼻腔。这就是起点，一个刚从省城师范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带着分配通知书和一腔未曾被现实蹂躏过的书生意气，来到了东江县最偏远、最穷的乡镇。
推开党政办公室斑驳的绿色木门，一股混杂着劣质烟草、煤炉子、以及陈旧纸张的浑浊气味扑面而来。光线昏暗，五六张破旧的办公桌挤在一起，桌上堆满了文件报纸、搪瓷杯和杂物。屋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四十多岁，穿着灰色夹克，头发梳得油光水亮、竭力想显得精神但难掩眼底疲惫的中年男人，正皱着眉头打电话，声音带着点烦躁：“……哎呀，老支书，催也没用嘛！你报告里说那个灌溉渠塌方的问题，涉及几个村的协调，这是老大难了！再说，镇里哪来的钱？县里拨款等猴年马月……好了好了，知道了，你先把两边安抚住，别闹起来！我这边还有事！”他“啪”地挂了电话，脸色不太好看，抬眼瞥见站在门口的张建国，愣了一下，随即脸上挤出一丝职业化的笑容：“哦，来了？你是新分来的大学生，张建国？”
“是，领导您好！我是张建国，今天来报到！”张建国挺直腰板，声音洪亮，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报到日期是昨天，但昨天那趟车在半路抛锚了。
“什么领导不领导的，叫我刘主任就行，刘爱民。”中年男人摆摆手，语气随意里带着点居高临下的审视，“档案和通知带了？”他随手拿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热水和劣质茶叶的苦涩味道飘散开来。
张建国连忙从蛇皮袋里翻出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档案袋和一个皱巴巴的信封，恭敬地递过去。刘爱民接过来，慢悠悠地拆开，一边看一边点头。“嗯，省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材生啊！不错不错，到我们这穷山沟，委屈你了。”他这话听着像客套，但语气里的疏离感却很明显。
他放下档案，指了指角落里一张堆满旧报纸、落了厚厚一层灰的桌子：“喏，小张，以后你就在那儿办公。小李休假生孩子去了，地方空着。现在人少事多，你先熟悉熟悉。镇上简单，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事情杂得很，以后有你忙的。”
这时，门被猛地推开，一个六十来岁，穿着洗得发白蓝布褂子的老农民闯了进来，脸上满是焦急和愁苦，衣服肩膀、裤脚都湿透了泥水，显然是冒雨走来的。
“刘主任！刘主任啊！”老农民急得声音都在抖，“您可要管管啊！钱老三、钱老三带人去拆我家的屋了！说我婆娘超生，又不给补票，就要推房啊！”他冲过来，差点撞到张建国身上。
刘爱民眉头拧成了疙瘩，脸上写满了不耐烦和司空见惯的漠然：“老根！嚎什么嚎！这事不是都跟你们说过流程了吗？超生就得认罚！找计生办王干事去！他负责这个！找我有什么用？镇里开会三令五申要严抓！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他挥着手，像是驱赶一只苍蝇。
“找了啊！王干事说他就管收罚款，拆房的事他管不了！是钱老三硬来啊！那新砌的房顶才补上瓦……”老根叔急得要哭了，一把抓住刘爱民的胳膊，“刘主任，求您打个电话，就说一声！我家上有老下有小，那屋拆了，我们一家子住哪儿啊？这天气可要冻死人啊！”
刘爱民用力挣开他的手，脸上的不悦变成了冰冷的官腔：“老根！注意你的态度！影响政府机关正常办公秩序！钱主任（指计生办主任）按政策办事，没做错！你要真觉得有问题，写书面材料反映！别在这里哭天抢地的，像什么样子！”他指了指门口，“赶紧去找王干事解决！再闹，我叫公安了！”
老根叔被他冰冷的态度和“叫公安”三个字镇住了，僵在原地，浑浊的眼睛里是绝望和无助的泪光，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最终颓然地佝偻着背，失魂落魄地转身，一步一顿地挪出了办公室，冰冷的泥泞拖在他的解放鞋底，像一道沉重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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