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日后，皇帝于偏殿召见上官守业，垂询东南方略。
上官守业成竹在胸，将经过与母亲、弟弟及外甥女商讨后完善的“治海三策”娓娓道来：
“陛下，臣以为，东南之患，在倭寇之猖獗，亦在海防之废弛、管理之混乱、民生之多艰。故，当三管齐下，方可长治久安。”
“其一，剿抚并用，以靖海疆。当遴选知兵善战之重臣，总督东南军务，赋予专断之权，整合水陆兵力，对倭寇及附逆海盗予以坚决清剿，擒其首恶，散其胁从。同时，可悬赏招安，分化瓦解。”
“其二，设立市舶，以严管理。于沿海要地，仿前朝旧制，设立市舶提举司，专司海外贸易管理。制定严密章程，对所有出入海船只、货物进行登记、稽查、征税。如此，既可绝走私之弊，亦可充实地力，利国利民。”
“其三，整顿吏治，以安民心。严查沿海地方官是否有贪墨克扣、盘剥百姓之行径，选派清廉干练之员赴任。同时，鼓励沿海百姓恢复生产，可适当减免税赋，提供粮种、渔具，使其安居乐业，则倭寇失去滋生的土壤。”
他最后总结道：“此三策，剿抚为标，治本在人，管理为要。既不因噎废食，断绝贸易往来；亦不纵容放任，忽视海防安全。旨在建立一套长久、有序的海疆治理体系，使我朝东南，永享太平。”
皇帝听完，沉思良久。上官守业的策略，跳出了简单的“开海”与“禁海”之争，立足于实际问题，考虑周全，既有雷霆手段，亦有怀柔智慧，更有一套可行的管理制度，深合其意。
“爱卿老成谋国，此策甚善！”皇帝终于展颜，“朕便依卿所奏。这总督东南军务的人选，以及市舶司的设立章程，还需爱卿与内阁、兵部、户部详细议定。”
“臣，遵旨！”上官守业心中一块大石落地，知道家族又一次度过了危机，并且为朝廷立下了大功。
朝堂方向已定，上官守业开始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推动“治海三策”的落实。
他深知，要平衡朝中势力，必须连横合纵。他主动拜访了“禁海派”中几位并非顽固不化、而是真正关心国事的老臣，坦诚交流，听取他们对加强海防、整顿吏治方面的具体建议，将其合理部分吸纳进实施方案，赢得了部分理解。
同时，他也与“开海派”中的务实官员紧密合作，共同草拟市舶司的管理章程，确保其既能有效管理，又不至于扼杀贸易活力。
而在商场，上官明轩的反击也取得了成效。他通过复杂的商业运作，成功截胡了“隆昌号”急需的几笔资金，并散布其资金链紧张的消息，导致其信誉受损。同时，他设法拿到了“隆昌号”与某家有通倭嫌疑的船行秘密往来的账本副本，证据确凿。
上官守谦拿到证据后，并未直接发难，而是通过隐秘渠道，将其透露给了与刘御史素有嫌隙的另一位御史。很快，弹劾刘御史纵容亲属经商、并与不法商号及疑似海盗势力往来的奏折，便摆上了皇帝的案头。
皇帝正值倚重上官守业推行新政之际，见到此等弹劾，勃然大怒，下令严查。刘御史自身难保，其背后的“隆昌号”也迅速垮台。一场针对上官家的商业围剿，就此土崩瓦解。
“治海三策”在皇帝的强力支持下，得以顺利推行。一位以勇猛善战、熟知海情着称的将领被任命为东南总督，率军赴任；第一批市舶司在几个重要港口开始筹建；整顿吏治、安抚民生的措施也逐步展开。东南局势，开始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上官守业因献策定策之功，更得皇帝信重，其“持重守中”却又不乏担当的作风，被誉为“国之柱石”。在其运作下，其弟上官守谦因在户部协调钱粮、支持东南事务有力，晋升户部尚书。上官家权势，更胜往昔。
但上官守业却在此刻，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上表乞骸骨，请求致仕。
他在奏折中写道：“……臣年事已高，精力渐衰，恐贻误国事。东南大计已定，后继有人。臣乞骸骨，非为惜身，实欲效仿先父，为后辈让路，使我朝人才辈出，江山永固……”
皇帝再三挽留不成，感念其多年功绩，最终准奏，加封太子太傅，赏赐有加。
上官守业的急流勇退，再次彰显了上官家不恋权位、知所进退的家风，赢得了朝野上下一致的赞誉。
与此同时，上官家的第三代也开始正式登上舞台。
上官明远因其在翰林院的优异表现和对东南事务的熟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族内部的讨论和林婉儿的见解），被破格提拔为詹事府少詹事，成为辅佐太子的近臣，前途无量。
上官明轩则凭借其在此次风波中展现的商业才能和对沿海贸易的深入了解，被新成立的市舶提举司聘为“顾问”（虽无正式官身，但影响力不小），开始将其商业智慧运用于国家管理。
而林婉儿，这位在幕后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奇女子，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前来提亲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王公贵族。然而，苏婉清和上官守业（虽已致仕，但仍是一家之主）在征求婉儿本人意见后，并未选择那些显赫门第，而是为她定下了一门看似普通的亲事——对方是上官明远的同科进士，出身清寒但才华横溢、品性端方的年轻官员。他们看中的，是对方的人品与潜力，而非一时的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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