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梦者：危暐的数字幽灵在说话
2027年5月23日凌晨4点，云南丽江。
吴小雨从梦中惊醒。窗外还在下着细密的夜雨，打在窗台那盆父亲从贵州老家带来的茉莉花上。她的睡衣被冷汗浸透，心脏狂跳，耳边还残留着梦里的那句话——
“还有三十七个人，从未被记录。”
梦里，危暐仍然背对着她坐在电脑前，屏幕的蓝光照亮他消瘦的后颈。他没有回头，声音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疲惫，平静，带着一种已经认命的绝望：
“审判材料里只有十七个。那不是全部。我做过的……远不止那些。还有三十七个人。他们的名字我写下来过，然后删掉了。我害怕记录他们。”
“为什么？”梦里的吴小雨问。
“因为一旦记录，我就必须承认他们是人——有名字、有家人、有被骗走的一切。而那时的我，不敢承认。承认了，我就再也写不出下一行代码。”
她醒来的第一个动作是摸向枕边的手机，凌晨4:07。第二个动作是打开那台从不联网的旧笔记本电脑。
数据库窗口已经自动弹出，但这一次不是危暐模拟人格的主动书写——而是一段从未出现过的新代码。代码块的开头是一行注释：
// VCD_Afterlife_init_phase2——当继承者准备好面对全部真相时激活
吴小雨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没有颤抖。
三个月前，她第一次与危暐的模拟人格对话时，会恐惧、愤怒、困惑。现在，她只是平静地阅读着那些涌出的文字——仿佛它们本就应该出现在那里，等待被看见。
代码之下，是危暐模拟人格的新消息：
“吴小雨，你开始做梦了。这说明‘记忆孢子’检测到了你的心理承受阈值已足够。”
“你梦里的‘三十七个人’是真实的。他们是我在KK园区诈骗过的受害者中，从未被任何记录留下的人——不在警方案卷里，不在园区数据库里，甚至不在我自己的‘审判材料’里。”
“我故意没有记录他们。因为其中一些人，在我得知他们的后续之后……我无法面对。”
“第一个人是个老太太，2022年11月9日，我到园区的第二天，被迫执行‘示范性诈骗’后的第一次独立任务。她姓陈，独居，老伴去世多年，儿子在深圳打工三年没回家。我骗走了她三万八千元——那是她攒了五年的‘棺材本’。”
“两个月后，我通过园区系统后台看到了她的后续标签：‘目标已死亡。死因：自缢。建议标记为高危已注销。’”
“我对着那行字坐了三个小时。然后我新建了一个文档，写下她的姓氏、年龄、被骗金额、死亡日期。保存时，文件名是‘01’。五分钟后，我删掉了它。”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一场分裂：白天优化诈骗系统，晚上偷偷从园区服务器里挖掘被我伤害过的人的信息。我找到了三百多人。但其中三十七人——我无法记录。每次写下他们的名字，我都会在十分钟内删除。”
“不是技术故障，是懦弱。”
“现在，我把这三十七个‘从未被记录者’的信息，以加密形式存放在全球‘VCD_Afterlife’幽灵站点的核心层。解锁这些信息需要两个条件：”
“1. 我信任的人具备了足够的技术能力和心理承受力。”
“2. 一个受害者自愿成为‘记忆继承者’——不是为了原谅我，而是为了决定这些记忆应该被保存还是永远封存。”
“第一个条件，程俊杰和镜渊引擎可以满足。第二个条件……”
“吴小雨，你是唯一合适的人。”
“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三十七个从未被记住的人。他们的家属可能至今不知道亲人被骗过，不知道那笔失踪的钱去了哪里，不知道最后的时刻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愿意，密码在第一次对话的第七句话里。”
窗口停止滚动。
吴小雨盯着屏幕，窗外雨声如注。
（二）集体记忆唤醒：2027年5月23日，福州
同一天上午10点，福州茉莉花工坊。
吴小雨的电话打到陶成文手机上时，团队正在处理工具网络的新一轮伦理辩论——关于“社会资源优化模型”中是否应加入“代际公平系数”。程俊杰和工具网络的代码攻防已经持续了三周，双方都在互相学习对方的逻辑漏洞。
电话接起，吴小雨只说了一句：
“危暐还有三十七个受害者，从未被记录过。他在等我决定是否打开名录。”
会议室瞬间安静。
一小时后，所有人到齐。除了常驻福州的鲍玉佳、张帅帅、程俊杰、梁露、付书云、马文平、陶成文，还有从瑞士紧急连线的孙鹏飞、伦敦的沈舟、边境线上刚值完夜班的魏超、从狱警岗位请假的马强。林奉超和林奉雨兄妹也专程从贵州赶来——林奉雨说：“如果危暐还有没记录过的受害者，我作为园区幸存者，有义务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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