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值】
【每天三件事】
第一件事：其实肥料，不是什么辅助性因素，地里能长出粮食，碳水化合物是靠光合作用，但是蛋白质得靠氮元素。每长出一份粮食，就要从土地里带走一份氮元素。
第二件事：哈伯是个德国犹太人。围绕他有很多很有张力的故事。比如，他既发明了化肥，又发明了毒气；比如，他既是一个对德意志帝国忠心耿耿的人，又是一个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人；比如，他的妻子因为他研制和生产毒气，气得自杀了，他终身愧疚，最后又和妻子合葬。等等。
第三件事：现在光伏产业全球前20名的企业中，80%都是中国企业。
【睡前阅读】
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
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
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碍，理亦宜去’，缘何又是躯壳起念？”
曰：“此须汝心自体当。汝要去草，是甚么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么心？”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
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譬如汉乐府有“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小麦不宜种在高田，否则结不出穗子。在理学家看来，“终久不成穗”的原因就在于“高田种小麦”不合理。
“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概念】
爱泼斯坦教授认为，政府根本上与个人无异；人民授权一群人来管理，就必须确保这群人不能反过来滥用权力去侵害那些授权者的权利；而这就是基本的“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
我们今天常用的词汇“合理”正是理学家这样贡献出来的，原本不是指“合乎理性”，而是指“合乎天理”。
汇率是由甲国人民对乙国资源的需求，以及乙国人民对甲国资源的需求共同决定的。
普通人，名词，许多人以为自己可以轻易达到的人生境界，却不曾认真检视过它的意义。
康德把所有这些能牵着你走的力量叫做“inclination”——倾向性。
康德把出于倾向性而做事的行为叫做“假设律令（hypothetical imperative）”，因为它具有“如果……就……”的特点。我如果如何如何，就会如何如何，所以我要这么做。康德说，凡是出于倾向性的，就都是不自由的——也是不道德的。
道德得是“绝对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得是无条件的。我做这件事并不是因为它会给我或者别人带来什么东西——仅仅是出于*义务*，我认为这件事应该做。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在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 Tullock）的带领下，对选票机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指出了选票机制对市场机制的危害性。其基本的结论是：选民关注的事情越广泛，或者选举进行得越频繁，那么市场和效率就会受到越大的伤害。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里，波普尔写道：“……民主仅仅以大多数人统治为标志是不足够的，因为大多数人可能用暴虐的方式来统治。（矮于6英尺的大多数人可以决定，高于6英尺的少数人缴付所有税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K.Arrow）证明：只要巧妙地设计候选方案，就可以有效操控投票结果。
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即人们能在（1）信息不完备和（2）约束条件的变动下，作出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不管在生活中观察到什么解释不通的现象，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打这个假定的主意，不说人是蠢的所以才做了蠢事，而是尽量接受这个假定，并由此出发去寻找与（1）和（2）有关的原因。
【笔记】
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指出私心能促进公益：“请把我所要的给我，你也会得到你所要的。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互助，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镜像冥想”。这种冥想很简单：冥想者每天花5-10分钟时间，在镜子前面凝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只观察自己，不评判。比如观察你看待自己的目光，是批判性的还是善意的？观察自己的注意力，是否会马上聚焦到某个你不满意的面部细节上？观察你的表情，是生气的、是喜悦的、是失望的，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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