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也紧张,天天有飞机飞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打起来。
德华听了,心里头沉甸甸的。
她在租界待了十几年,知道什么是安稳,什么是不安稳。租界是洋人的地盘,日本人不敢进来。可租界外头呢?上海呢?
她说:“阿毛,要不你别回上海了?”
阿毛说:“不行,我得回去念书。”
她说:“念书重要,命重要?”
阿毛说:“妈,你不懂。这年头,光有命没用。得念书,得懂道理,得知道怎么救国。”
德华听不懂这些大道理。可她知道,阿毛主意正,劝不住。
她没再劝。
阿毛走的那天,她送他去火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都是逃难的人,拖家带口,背着包袱,挤着往车上爬。
阿毛挤上车,从窗户里探出头,冲她挥手。
她站在站台上,看着那辆绿皮车,心里头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害怕。
她想起那个故事。原主的阿毛,被狼叼走了。
可那不是故事。那是真的。那是原主的人生。
她的人生里,阿毛不会被狼叼走。可阿毛会去哪儿?会遇上什么事?会不会打仗?会不会死?
她不敢想。
她给阿毛回信,让他回来,别在上海待了。阿毛回信说,妈,我不能回去。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得留下来,做我能做的事。
她不懂什么叫匹夫有责。她只知道,那是她儿子,她养了十八年的儿子。
可她劝不住他。
那年春天,阿毛回来了。
他瘦了,黑了,可眼睛还是那么亮。他一进门,就喊“妈”,就往灶房跑。
德华站在灶房门口,看着他翻箱倒柜找吃的,心里头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她说:“你怎么瘦成这样?”
阿毛说:“逃难逃的。日本人打上海,我们学校迁到内地去了。我跟着走了几千里路,可累了。”
她说:“还走不走?”
阿毛说:“还得走。学校在内地,我得回去念书。”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行。妈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
她做了他爱吃的包子、油条、豆腐脑,做了满满一桌子。
阿毛吃着吃着,忽然哭了。
她说:“哭什么?”
阿毛说:“妈,我以为我回不来了。”
她放下筷子,看着他说:“胡说。你肯定能回来。妈在这儿等着你,你肯定能回来。”
阿毛点点头,擦了擦眼泪,继续吃。
阿毛又走了。
这回走得更远,去大后方,去重庆。他说,学校搬到那儿了,他得去。
她送他去火车站。站台上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乱。阿毛挤上车,从窗户里探出头,冲她挥手。
她站在那儿,看着火车开走,心里头空落落的。
那年秋天,日本投降了。
租界里放鞭炮,满街都是人,喊的喊,笑的笑,哭的哭。德华站在小摊前,看着那些人,心里头也高兴。
可她更盼的是——阿毛该回来了。
一个月后,阿毛真的回来了。
他穿着旧军装,背着破行李,站在小摊前,看着她。
她愣在那儿,半天没动。
他说:“妈,我回来了。”
她走过去,摸了摸他的脸,又摸了摸他的手,然后一把抱住他。
她没哭。她这辈子不爱哭。
阿毛没再去重庆。
他在租界里找了个教书的活,在贫民学堂当先生。就是当年他念书的那所学堂,那个神父办的。
神父早就不在了,学堂还在。里头念书的,还是那些穷孩子,跟他当年一样。
他每天去教书,下午回来帮她摆摊。晚上,娘俩一起吃饭,一起说话,一起过日子。
方大姐有时候来串门,看着他们,就说:“阿江,你这辈子,值了。”
德华说:“值什么?”
方大姐说:“儿子有出息,当先生了。你还求什么?”
小摊还在,生意还行。阿毛教书,挣得不多,可够花。娘俩攒了点钱,把那间偏房买了下来,成了自己的家。
德华有时候想,这辈子,值了。
从鲁镇到城里,从城里到租界,从被人卖的寡妇到有自己小摊的女人,从一个人到有儿子陪着。
她想起上辈子的事。想起三哥,想起安杰,想起亚菲,想起老丁。那些人,那些事,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像一场梦。
可她知道,那不是梦。那是她活过的日子。
那些日子,让她成了现在的她。
阿毛有时候问:“妈,你年轻时候什么样?”
她说:“什么样?跟现在差不多。干活,挣钱,养你。”
阿毛说:“你那时候苦不苦?”
她说:“苦什么苦?有手有脚,能干活,就不苦。”
阿毛说:“那你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她想了一会儿,说:“最苦的时候……是不知道往哪儿走的时候。”
阿毛说:“那你后来怎么知道往哪儿走的?”
她笑了,说:“走啊走啊,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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