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华被瞿子龙连续骂了两顿，感觉挺憋屈的。已经开会说过多次，有问题第一时间找他，可鲁智深、胶把钳、王雪灵、冬梅这帮人就喜欢给瞿子龙打。
不知道为什么，接触得越长，他心里竟有种隐隐的感觉，在瞿子龙心里自己就不是兄弟，只是比较要好的同事，自己只是听话，用得顺手罢了。
去年冬天，清江县的寒气里裹挟着劣质煤烟和一丝若有若无的期待。他的人生轨迹毫无征兆地猛拐了个大弯，一头撞上了那个叫瞿子龙的人，从此天翻地覆。
那会的徐晓华只有十九岁，个头不高，身板圆润得像个过年揣满馅料的糯米团子，套着一件他哥的旧棉袄，纽扣绷得紧紧的，让人担心它随时会崩飞。
脸蛋儿冻得红扑扑，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镜，厚厚的镜片后，一双小眼睛却总闪着股不服输又带点年轻人特有的迷糊亮光。他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嗓门洪亮，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是个一眼就能望到底的、大咧咧的小胖子。
高考红榜上没有他的名字，他猫在家里，被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目光看得得抬不起头，满心都是对未来的迷茫和那点属于落榜生的臊眉耷眼。人生的路好像刚起步就堵死了，前方灰蒙蒙一片。
他和瞿子龙的结识，谈不上什么传奇色彩，或许更像命运随手画下的一道线。
瞿子龙，那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男人，当时也刚起步，却不知怎的，一眼就从这小胖子身上看到了点不一样的东西——不是才华横溢，也不是老成持重，而是骨子里的实诚、那股子近乎莽撞的热忱，以及或许连徐晓华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隐藏在大大咧咧外表下的细腻和死心眼儿的责任心。
所以，当瞿子龙第一天创业时，几乎没多做犹豫，就把他带上，没有商量，随着企业迅速扩张，“执行总经理”这沉甸甸、能压死人的担子，“哐当”一下撂在了这位二十岁好友看着并不结实的肩膀上。
徐晓华自己吓懵了，感觉像被突然扔进了深海，连扑腾都不会。执行总裁？他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要面对整个集团上下两千多号人，十个业务千差万别的分公司和厂子？他感觉自己像被硬塞进一件巨大无比、针脚细密的昂贵西装里，手脚都被束缚着，呼吸都不顺畅，浑身别扭。
最初的徐晓华几乎是踮着脚尖走路，喘气都小心翼翼。
会议上，听着那些专业的、经验丰富的经理们汇报各种数据、分析市场，他手心全是冷汗，脑子里一团浆糊，生怕一张嘴就问出外行问题，惹来底下人掩饰不住的轻笑。
批阅文件时，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反复掂量，铅笔头都快咬烂了，生怕一个签名、一个决策错误，就给公司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他知道自己底子薄，短板像矮子身上的褂子——到处是破绽。这个位置对他而言是天大的机遇，更是巨大的、能把他压扁的挑战和无边压力。他怕，怕得要死，怕辜负子龙哥那双眼睛里毫无保留的、沉甸甸的信任，更怕自己把这艘刚刚启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巨轮给带偏、甚至搞沉了。
夜深人静，他对着台灯下厚厚的报表和计划书，常常发呆，额头上憋出一层细密的汗。
好在他有一对开明且默默支持他的父母。父亲是县里办公室主任，母亲是税务局副局长，他们见过风浪，更深知儿子坐在火山口上的难处与惶恐。
他们没有因为儿子最初的畏难和笨拙而指责、催促，反而成了他最坚实、最温暖的后盾。
家里那个老式的玻璃书柜，很快就被各种砖头般厚重的企业管理、财务会计、市场营销、甚至是人际沟通和领导力的书籍塞得满满当当，几乎要撑破柜门。
父母还悄悄四处托关系，从市里、甚至省城请来退休的老会计、老厂长、大学教授，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在家里那方小客厅，一杯清茶，一盏台灯，给徐晓华开小灶，一对一、掰开了揉碎了地辅导。
压力是催人速生的诡异肥料。
徐晓华把所有的惶恐都咬牙咽下去，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进去。他像一块被扔进知识海洋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能抓到的养分，在实践中跌跌撞撞地摸索，在挫折和教训中呲牙咧嘴地学习。
他身上那股子天生的憨直和骨子里的韧劲，反而让他更能沉下心来，不搞虚的，不玩花的，就认死理，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挪。
渐渐地，会议上的他，发言不再磕磕巴巴，提问开始能切中要害，甚至偶尔能指出报告中不易察觉的疏漏；
他批阅的文件，批示变得果断明晰，条理清楚；他能叫出越来越多核心骨干的名字，能大致说出各分公司运营的细节和难处，甚至能和技术员讨论一下生产线上的具体参数。
瞿子龙是开拓的帅，把握着集团战略的巨舵，目光投向远方和外部世界；
而徐晓华，则渐渐成了龙华集团内部最称职、最让人放心的“大管家”。他把三千人的公司的协同运作、资源调配，打理得日渐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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