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岁的李晓明站在老房子阁楼的昏黄灯光下，灰尘在光柱中缓缓飞舞。母亲上个月打来电话，说老房子要拆迁了，让他回来把阁楼里的东西收拾一下。他请了年假，回到这座已经有些陌生的小城。
阁楼里堆满了年代久远的杂物：父亲的老式工具箱，母亲当年的缝纫机，还有他从小到大用过的课本、作业本、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角落那个樟木箱子，是他高中毕业后亲手封存的，上面还贴着一张泛黄的纸条：“李晓明的时间胶囊——1999年7月封存”。
他蹲下身，拂去箱子上的灰尘。封条早已失去粘性，轻轻一掀就开了。箱子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宝贝，只有些现在看来幼稚可笑的东西：几本翻烂的武侠小说，一摞NBA球星卡，一个锈迹斑斑的望远镜，还有——那个铁皮糖果盒。
他拿起糖果盒，在手中掂了掂。比记忆中轻了许多。打开锁扣，里面果然空了大半，只剩下他上次在办公室看到的那几样东西。但当他准备合上盖子时，手指触到了盒底一处不寻常的凹凸。
翻转盒子，他发现盒底竟然有个夹层。很巧妙的设计，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他用指甲抠开边缘，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滑了出来。
纸已经黄得厉害，边缘有细密的裂纹。他小心翼翼展开，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是他自己的字，十八岁时的字，比现在更工整，也更稚嫩。
“1998年6月15日。今天阿杰又帮我打了一架。”
开篇第一句，就让他怔住了。他继续往下读。
“放学后，四班那几个人又在校门口堵我，说我看他们班女生的眼神不对。其实我根本没看，是他们故意找茬。阿杰本来已经骑车走了，看见我被围住，二话不说就调头回来，把车一扔就冲过来了。
那三个人，阿杰一个人全接下了。他打架真狠，跟不要命似的。最后对方跑了，阿杰眼角裂了道口子，血一直流。我带他去诊所缝针，他一路还笑着说‘这下更像古惑仔了’。
缝针的时候他疼得龇牙咧嘴，但没吭一声。医生说他运气好，伤口再偏一点就伤到眼睛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拼命，他说：‘你是我兄弟，我不帮你谁帮你？’
其实我知道，那几个人是因为上周篮球赛输给我们班，才来找我撒气的。阿杰本来可以不掺和的。
回家的路上，他说他爸又喝醉了，把他妈攒的买菜钱偷去买酒了。他说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好像说的是别人家的事。我说要不你来我家吃饭吧，他摇摇头，说要去游戏厅打零工，今晚的工钱还没结。
有时候我觉得，阿杰活得比我累多了。但他从来不抱怨，总是笑呵呵的。他说等他考上大学去了北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也想去北京。我们说好了，要考同一所大学，继续当兄弟。
希望真能这样。”
信到这里结束了。李晓明坐在阁楼布满灰尘的地板上，久久没有动弹。记忆的闸门被这段文字轰然冲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一帧一帧重新浮现。
1997年，他们刚上高一。九月的阳光还很炽烈，新生军训，李晓明站在队列里，因为中暑眼前发黑。教官严厉，不允许任何人中途退出。是站在他旁边的阿杰，突然举手大声报告：“教官，他不行了！”然后不由分说架起他就往树荫下走。
“撑不住就说啊，傻站着等晕倒啊？”阿杰把他按在树下，从自己水壶里倒出水，拍在他额头上。那是他们第一次说话。
后来分班，两人都在七班。李晓明数学好，阿杰语文强，两个人自然而然地成了互补的搭档。阿杰会帮李晓明写那些让他头疼的作文，李晓明则负责给阿杰讲永远弄不明白的函数题。
高二那年冬天，李晓明的父亲出差，母亲回娘家照顾生病的外婆，家里就剩他一个人。半夜突发高烧，他迷迷糊糊地给阿杰家打了个电话——那时候阿杰家是整条巷子里少数装电话的。十五分钟后，阿杰就翻墙进了他家院子，背起他就往医院跑。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阿杰背着他跑了两公里，到医院时棉袄都湿透了。急诊室的医生说再晚点可能就转肺炎了。那晚阿杰在医院陪了他一整夜，天亮才打电话通知他父母。
“你救了我一命。”后来李晓明说。
阿杰摆摆手：“说这些干啥，是兄弟就该做的。”
但阿杰从来不说自己的难处。李晓明是后来才知道，阿杰的父亲是酒鬼，喝醉了就打人，母亲在菜市场摆摊，家里经常揭不开锅。阿杰从初中就开始打零工，游戏厅守夜、饭店端盘子、暑假去工地搬砖，什么都干。
有一次，李晓明去游戏厅找阿杰，看见他被几个混混围在柜台里。那些人要“借”钱，阿杰不肯，他们就推搡他，把游戏币撒了一地。阿杰蹲下去捡，他们就踩他的手。
李晓明想冲进去，被阿杰用眼神制止了。他看见阿杰抬起头，对那些人笑着说：“哥几个要玩游戏是吧？今天我请客，玩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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