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2年，清朝嘉庆十七年，中国大地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在南方湖南的一个偏远山村，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但在这一片宁静的乡野之中，生活着的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也再艰难不过的农家。
湖南北部在前些年，白莲教起义的时候受到严重破坏，大量人流离失所，不得不在异地求活。
这户一户非常普通的人家，住在几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屋顶盖着厚厚的茅草，经年累月被雨水冲刷得发黑。屋墙是用黄泥和稻草混合夯成的，冬不保暖，夏不隔热。屋内陈设极为简陋：一张用几块木板拼凑起来的床，上面铺着破旧的稻草和一床补丁摞补丁的粗布棉被；一张歪斜的小桌子，两三条粗糙的木凳；墙角堆放着几只开裂的陶罐和一捆捆干柴。这就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全部家当。
这家的当家人叫李大山，四十来岁，身材瘦削，皮肤黝黑，是村里再普通不过的佃农。
五年前逃难来到这里后，他和妻子阿秀靠着租种村里地主的两亩薄田为生。那地不是好地，土质贫瘠，又常常缺水，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成却只够勉强糊口。遇上雨水不调的年景，甚至颗粒无收，只能靠借粮度日，债务却越积越多。
他们的大儿子小虎，今年十岁，本该是上私塾读书的年纪，可家里连一文钱都拿不出来，只能每天跟着父亲下地，或是去山上捡柴火、挖野菜。小虎长得瘦小，但眼神里透着一股机灵和坚韧。他知道，家里穷，自己早早就得当个“小大人”。
他们的小女儿才五岁，叫丫儿，瘦得像只小猫，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裳，赤着脚在泥地里跑来跑去。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她常常生病，家里却连请郎中的几文铜钱都拿不出，只能靠阿秀熬些草药汤给她喝，听天由命。
这一年的湖南，天气并不算好。春末夏初雨水偏多，田里的秧苗被水淹了一片；到了夏末，又连续干旱，稻谷长得矮小干瘪，眼看着又是一个歉收的年份。李大山愁得整夜睡不着觉，地租却不能不交，那是地主老爷立了规矩的，不管年成好坏，都得按原先说好的交。交不上，轻则挨骂受辱，重则田地被收走，一家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阿秀是个勤劳又坚韧的女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水做饭，喂鸡，然后下地帮着丈夫干活。晚上，她在昏暗的油灯下缝补破衣裳，或者挖些野菜，准备第二天的吃食。一家人一日三餐，大多是稀粥加野菜，偶尔才能吃上一顿掺了少量糙米的饭，更别说吃肉了，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油腥。
邻居们也都差不多，大家都是穷苦出身，互相帮衬着过日子。谁家有点红薯、芋头，都愿意分一点给更困难的邻里。但即便如此，生活的重担依旧压得每个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个普通的湖南农家，没有人谈论国家大事，也不知道千里之外的北京城里住着至高无上的皇帝，更不知道欧洲正在爆发拿破仑战争，美国正与英国交火。他们只知道，天还没亮就要起床，天黑透了才能休息；只知道田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地租能不能交上，孩子会不会挨饿生病。
这就是1812年，中国湖南一个穷苦农民家庭的真实生活——平凡、艰辛、默默无闻，却又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顽强地活着。
二月的一个黄昏，村口老槐树下，几个汉子正蹲着抽旱烟，闲聊着今年的收成和田里的活计。忽然，从村东头快步走来一个中年汉子，名叫李大河，是村里少数去过广州府贩过货的人，平日里也算见多识广。
他一屁股坐在树下，神情有些激动，烟也不抽了，开口便道：“你们听说了吗？广州府那边，有人正在招人，说是去……去澳洲！”
“澳洲？”周围几个村民都愣住了，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围了过来，“那是啥地方？”
“听说是海外极远之地，比南洋还远，听说那地方地广人稀，遍地是荒地！”李大河压低了声音，却掩不住兴奋，“有人在那边招工，说是愿意去的，包吃包住，到了地方，还分地！每人能分一百亩！”
“一百亩？！”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呼。
“你莫不是听错了？一百亩那得是多少地啊！”村里的老陈，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农，瞪大了眼睛，仿佛听到了天方夜谭。
“我亲耳听到的，是村口王铁匠的侄子，前些日子刚从广州府回来，说他亲眼见着告示，也听人宣讲，说那边地多得没人种，谁肯去开垦，就给谁地，真真是白给！”
“一百亩啊……”村里的张老三喃喃道，他家里五口人，守着两亩薄田，年年不够吃，若有一百亩地，那可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那他们为啥要招人去那么远的地方？”有人疑惑地问。
“说是那边离大清远，官府管不到，地都是新开的殖民地，缺人开荒种地，所以愿意给咱穷苦人机会。”李大河解释道，“而且，他们说只要签了契约，包你过去，还管路上盘缠，到了就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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