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国家会派出秘密调查组,沿铁路沿线逐一调查各个城市关于前面六项的落实情况,低于全国平均建设速度的城市,将要更换所有部门一把手。”
有官员提出来,为什么不以市场价格销售住房?或者,国家贷款也可以!
但牛野的回答是,“那样会扼杀未来的消费,房子的本质就是石头,沙子,水泥和木头,只有住的便宜,老百姓才敢花钱,才愿意花钱消费。我不反对,城市建造更好的房屋用于出售,由市场定价。但城市要保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要保证每个有病人的家庭能买的起药草,不会流离失所,不会因病而穷,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保证的基本人权!”
牛野当然知道,这个时代的家庭,人口基本都在四到六人,三十平米的房子住起来非常拥挤,但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有限,他先要解决的是有无问题。
当牛野那七条铁律般的政令通过快马与蒸汽邮路传遍大江南北时,中华国上下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欢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宗教狂热的肃穆与行动。
上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加上李海潮和牛野军人出身,说一不二的气质和铁腕,所有地方官员真的不敢伸出头来挨刀子,全国都开始快速准备。
计划颁布后的第三个月,中华国的版图上,无数个红点开始闪烁。那是新建的高炉与冶铁厂。
在直隶、在湖广、在奉天,巨大的蒸汽鼓风机开始昼夜不停地嘶吼,将空气强行灌入炉膛。原本平静的乡村被巨大的噪音打破,但这噪音被百姓视为福音。因为牛野说了,钢铁是工业的粮食。
到了1828年,如果你站在泰山之巅俯瞰,你会看到一种震撼人心的景象:无数条黑色的铁水长河从工厂涌出,注入巨大的模具,冷却后变成枕木、铁轨、钢梁。运输这些物资的蒸汽火车头喷吐着白雾,在铺设的简易轨道上狂奔,将原本需要数月才能运到的原料,缩短到数天。全国各大港口,来自海外的优质煤矿和铁矿石堆积如山,起重机像巨人的手臂一样挥舞,将这些黑色黄金送上货轮。
与此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土地革命在田间地头展开。
为了落实“人均十亩”的指标,中华国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机械,巨大的蒸汽拖拉机。这种冒着黑烟的钢铁怪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撕开板结的土地。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在西北的黄土高坡,甚至在南方丘陵地带,到处都是这种“铁牛”的身影。
更令人惊叹的是“海外移民”。政府组织的移民船队,满载着农具、种子和充满希望的青壮年,驶向东南亚、澳洲甚至美洲。在那些未开发的岛屿和大陆上,中华国的旗帜插下,新的村庄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来。而在国内,针对土地不足的地区,建设兵团开赴深山老林,架起蒸汽开山机,硬生生在崇山峻岭中劈出层层梯田,或者填海造陆,将沧海变为桑田。
如果说钢铁是肌肉,那么道路就是血管。
从1827年开始,中华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在震动。修路队成了最庞大的组织之一。在江南水乡,巨大的蒸汽打桩机将碗口粗的木桩打入河床,铺设坚固的石板路,连接起一个个曾经只能靠小船摆渡的村落。
在北方平原,柏油小马路如同黑色的缎带,在绿色的麦田和黄色的土丘间延伸。最壮观的莫过于铁路建设。五十万建设兵团,这不仅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支移山填海的基建狂魔。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黄河边,巨大的蒸汽起重机吊起百吨重的钢梁,工人们在高空如履平地,焊接出坚固的铁桥。在玉门关前,黄沙漫天,但建设者们顶着风沙,将铁轨铺向了千年无人烟的戈壁深处。
与机器的轰鸣声相呼应的,是另一种更为深远的声音读书声。
为了落实“村村有老师”,无数前朝文人,现代大学堂的毕业生背起行囊,告别繁华的都市,走向偏远的山区。他们有的住在破庙里,有的借宿在农户家,用自制的黑板和粉笔,教那些从未见过汉字的孩子识字。
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第一次写出了自己的名字,他们的父母看着那歪歪扭扭的字迹,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看到了家族崛起的希望。国家印制的廉价课本被源源不断地运到各地,书籍不再是士绅阶层的专属,而是变成了像粮食一样的基础物资。
牛野说一不二,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书包和教材,各个城市报上入学人数,国家在大城市疯狂开印,源源不断的书本被马车送入一个个城市和乡村。
在城市里,变化同样翻天覆地。
为了完成“三十平米住房”的任务,各大城市成立了专门的“公屋建设局”。建筑工地上,砖瓦结构的联排住宅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虽然这些房子统一刷着白灰,样式简单,甚至有些拥挤(对于四到六口之家来说确实捉襟见肘),但它们整齐划一,带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和下水道,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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