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国家会派出秘密调查组，沿铁路沿线逐一调查各个城市关于前面六项的落实情况，低于全国平均建设速度的城市，将要更换所有部门一把手。”
有官员提出来，为什么不以市场价格销售住房？或者，国家贷款也可以！
但牛野的回答是，“那样会扼杀未来的消费，房子的本质就是石头，沙子，水泥和木头，只有住的便宜，老百姓才敢花钱，才愿意花钱消费。我不反对，城市建造更好的房屋用于出售，由市场定价。但城市要保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要保证每个有病人的家庭能买的起药草，不会流离失所，不会因病而穷，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必须保证的基本人权！”
牛野当然知道，这个时代的家庭，人口基本都在四到六人，三十平米的房子住起来非常拥挤，但这个时代的生产力有限，他先要解决的是有无问题。
当牛野那七条铁律般的政令通过快马与蒸汽邮路传遍大江南北时，中华国上下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欢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宗教狂热的肃穆与行动。
上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加上李海潮和牛野军人出身，说一不二的气质和铁腕，所有地方官员真的不敢伸出头来挨刀子，全国都开始快速准备。
计划颁布后的第三个月，中华国的版图上，无数个红点开始闪烁。那是新建的高炉与冶铁厂。
在直隶、在湖广、在奉天，巨大的蒸汽鼓风机开始昼夜不停地嘶吼，将空气强行灌入炉膛。原本平静的乡村被巨大的噪音打破，但这噪音被百姓视为福音。因为牛野说了，钢铁是工业的粮食。
到了1828年，如果你站在泰山之巅俯瞰，你会看到一种震撼人心的景象：无数条黑色的铁水长河从工厂涌出，注入巨大的模具，冷却后变成枕木、铁轨、钢梁。运输这些物资的蒸汽火车头喷吐着白雾，在铺设的简易轨道上狂奔，将原本需要数月才能运到的原料，缩短到数天。全国各大港口，来自海外的优质煤矿和铁矿石堆积如山，起重机像巨人的手臂一样挥舞，将这些黑色黄金送上货轮。
与此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土地革命在田间地头展开。
为了落实“人均十亩”的指标，中华国动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农业机械，巨大的蒸汽拖拉机。这种冒着黑烟的钢铁怪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撕开板结的土地。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在西北的黄土高坡，甚至在南方丘陵地带，到处都是这种“铁牛”的身影。
更令人惊叹的是“海外移民”。政府组织的移民船队，满载着农具、种子和充满希望的青壮年，驶向东南亚、澳洲甚至美洲。在那些未开发的岛屿和大陆上，中华国的旗帜插下，新的村庄以惊人的速度建立起来。而在国内，针对土地不足的地区，建设兵团开赴深山老林，架起蒸汽开山机，硬生生在崇山峻岭中劈出层层梯田，或者填海造陆，将沧海变为桑田。
如果说钢铁是肌肉，那么道路就是血管。
从1827年开始，中华国的每一寸土地都在震动。修路队成了最庞大的组织之一。在江南水乡，巨大的蒸汽打桩机将碗口粗的木桩打入河床，铺设坚固的石板路，连接起一个个曾经只能靠小船摆渡的村落。
在北方平原，柏油小马路如同黑色的缎带，在绿色的麦田和黄色的土丘间延伸。最壮观的莫过于铁路建设。五十万建设兵团，这不仅仅是一支军队，更是一支移山填海的基建狂魔。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黄河边，巨大的蒸汽起重机吊起百吨重的钢梁，工人们在高空如履平地，焊接出坚固的铁桥。在玉门关前，黄沙漫天，但建设者们顶着风沙，将铁轨铺向了千年无人烟的戈壁深处。
与机器的轰鸣声相呼应的，是另一种更为深远的声音读书声。
为了落实“村村有老师”，无数前朝文人，现代大学堂的毕业生背起行囊，告别繁华的都市，走向偏远的山区。他们有的住在破庙里，有的借宿在农户家，用自制的黑板和粉笔，教那些从未见过汉字的孩子识字。
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几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第一次写出了自己的名字，他们的父母看着那歪歪扭扭的字迹，激动得热泪盈眶，仿佛看到了家族崛起的希望。国家印制的廉价课本被源源不断地运到各地，书籍不再是士绅阶层的专属，而是变成了像粮食一样的基础物资。
牛野说一不二，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书包和教材，各个城市报上入学人数，国家在大城市疯狂开印，源源不断的书本被马车送入一个个城市和乡村。
在城市里，变化同样翻天覆地。
为了完成“三十平米住房”的任务，各大城市成立了专门的“公屋建设局”。建筑工地上，砖瓦结构的联排住宅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虽然这些房子统一刷着白灰，样式简单，甚至有些拥挤（对于四到六口之家来说确实捉襟见肘），但它们整齐划一，带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和下水道，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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