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县案的鲜血尚未完全干涸,菜市口刑场上的血腥气似乎还隐约萦绕在帝都的空气中,提醒着所有人皇权的酷烈与新政的不容置疑。锦衣卫的黑色服色与冷峻面容,已成为各级官员梦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其威慑力正如日中天。然而,帝国的肌体在表层创伤看似愈合之下,深层的毒素却从未真正清除,反而因应外部的压力,以更加隐蔽、更加恶毒的方式,开始在阴影中涌动、滋生,并悄然蔓延。
这一日,武泽苍在乾清宫西暖阁批阅堆积如山的奏章。阳光透过精致的窗棂,在光洁的金砖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香炉中龙涎香的青烟袅袅升起,试图驱散殿内因连日操劳而凝聚的沉重气氛。
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几份来自不同监察御史的“风闻奏事”上。这些御史品级不高,却拥有“闻风奏事”之权,无需确凿证据即可上奏。起初,武泽苍并未特别在意,但接连几份内容大同小异的奏章,引起了他的警觉。
一份来自江南道的御史奏称,当地官员推行“摊丁入亩”过于“操切”,导致“胥吏下乡,鸡犬不宁”,甚至有“无知小民”因不堪核算田亩之扰,“偶有怨言”,奏章中恳请陛下“体恤民情,缓行峻法”。
另一份来自中原某州的御史则弹劾该州通判,在推广新式织机时“不恤民力”,“强令”民间织户更换,导致部分沿用旧机的织户“生计顿挫”,隐晦地提到此举“恐失民心,有损圣德”。
还有一份更是言辞闪烁,将某地因春夏之交偶发蝗灾,导致禾苗受损之事,隐隐与新修水利、使用天工院新式水车联系起来,暗示“兴作不时,或干天和”,字里行间,将天灾与人祸巧妙地嫁接。
这些奏章,用词看似公允,站在“体恤民情”、“敬畏天道”的道德制高点上,但武泽苍敏锐地察觉到,它们巧妙地将地方执行过程中因技术不熟、吏员素质参差、或纯粹遭遇不可抗力(如天灾)导致的暂时困难,一股脑地归咎于新政本身。它们试图构建一个逻辑:皇帝好大喜功,新政过于激进,不顾实际,最终苦了的还是黎民百姓。这是一种将政策与执行问题混淆,将个案放大为普遍现象的话术攻击。
武泽苍放下奏章,指尖轻轻敲击着紫檀木御案,发出沉闷的声响。他的眉头微微蹙起,眼神锐利。这不再是江都县那种公然对抗,而是一种更阴柔、更难以抓住把柄的软性抵抗。这些御史,或许本身只是被利用的喉舌,或许是为了博取“直谏”之名,但其背后,必然有一股力量在引导这种舆论风向。
几乎与此同时,小福子掌控的、深藏于宫闱与市井的“夜枭”,以及林惊羽麾下无孔不入的锦衣卫,都从不同的渠道,捕捉到了比奏章更为恶毒、传播更广的流言蜚语。
这些流言如同沼泽中滋生的毒瘴,无声无息地弥漫在帝都的街巷阡陌、文人墨客的雅集诗会、乃至一些低级官吏休沐时的私下交谈之中。它们形态各异,却都带着致命的毒性:
有的流言,直指武泽苍统治的根基——他的出身。隐晦地重提其生母菊贵妃出身寒微,并非世家大族,甚至影射先帝晚年病重时,朝局混沌,武泽苍的登基“或有隐情”,其得位或许并非完全“正统”。这种流言如同阴冷的毒蛇,专门瞄准士林清议和那些恪守礼法的老派官员,试图从根本上质疑皇帝继承大统的合法性,动摇国本。
有的流言,则极力夸大北疆蛮族的威胁。将蛮族各部落联军渲染成“控弦之士百万,铁蹄所向披靡”的恐怖洪流,散布“蛮族不日即将南下,京城危在旦夕”的恐慌消息。更恶毒的是,他们将此归咎于皇帝“年轻气盛”、“穷兵黩武”,在边境“挑衅”了原本“相安无事”的蛮族,才招致如此大祸。言语之间,暗示若是前朝某位以“仁德”着称(实则暗弱)的皇子在位,定会采用怀柔政策,断不会使国家陷入如此危局。这是利用外患制造内部恐慌,并将祸水引向皇帝的个人决策。
更有甚者,将矛头精准地指向了皇帝赖以推行新政的核心班底。污蔑内阁首辅李慕等寒门出身的官员是“媚上幸进”、“佞臣当道”,凭借揣摩上意、推行苛政而获得重用,排挤打压那些“正直有为”的世家官员。同时,极力渲染锦衣卫的“酷烈”,指责他们“罗织罪名”、“构陷忠良”、“大兴诏狱”,试图离间皇帝与这两大支柱的关系,使其自断臂膀。
还有一些流言,则更加接地气,针对具体的新政措施进行破坏。比如,污蔑新式织机织出的布匹“含有毒物,久穿伤身”;散布使用新式水车会“惊扰龙脉”、“破坏祖坟风水,导致家宅不宁”;甚至说天工院推广的新农具是“奇技淫巧”,用了会“遭天谴”。这些流言充分利用了底层百姓的迷信、无知和对新生事物的天然恐惧,在最基础的层面阻碍新技术的推广,破坏新政可能带来的民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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