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圣宗驾崩后，辽兴宗耶律宗真即位，萧孝穆作为外戚重臣、托孤之臣，深受辽兴宗与钦哀皇后的信任，先后被徙封为秦王、吴国王，不久后便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总领辽国军政大权，成为辽国朝堂的核心人物。此时的萧孝穆，权倾朝野，却始终保持清醒与低调，从不恃宠而骄、结党营私，更不利用外戚身份谋取私利。野史记载，钦哀皇后作为他的姐姐，多次想赏赐他大量财物与土地，都被他婉言拒绝，他曾对姐姐说：“臣身受国恩，已享荣华，若再贪求赏赐，便是贪得无厌，有负君王与百姓信任。”他的妻子与子女，也始终保持谦逊低调，从不依仗他的权势骄横跋扈，这份品性，在权倾朝野的后族中极为难得。
萧孝穆一生最令人称道的，不仅是他的战功与治绩，更是他直言敢谏、坚守初心的风骨，尤其是他劝谏辽兴宗不要南伐北宋，力保辽宋和平，彰显了他的远见卓识与家国情怀。野史记载，辽兴宗年少气盛，自恃辽国富强，常常提及周取十县之事，慨然有南伐北宋、拓土开疆的志向，朝中大臣多顺旨附和，唯有萧孝穆挺身而出，直言进谏。他劝谏辽兴宗：“昔太祖南伐，终以无功；嗣圣皇帝仆唐立晋，后以重贵叛，长驱入汴，銮驭始旋，反来侵轶。自后连兵二十余年，仅得和好，蒸民乐业，南北相通。今国家比之曩日，虽曰富强，然勋臣宿将往往物故，且宋人无罪，陛下不宜弃先帝盟约。”
这番劝谏，言辞恳切、句句切中要害，既回顾了辽宋连年征战的弊端，也点明了辽国此时的隐患，更强调了和平对两国百姓的重要性。可此时的辽兴宗南伐之意已决，并未采纳萧孝穆的劝谏，甚至对他的直言感到不满，虽未降罪于他，却渐渐疏远了他。野史秘闻，萧孝穆见劝谏无效，心中忧愤不已，却始终没有放弃，多次上书劝谏，甚至以年老为由请求致仕，以此警醒辽兴宗，可辽兴宗始终不为所动，最终还是发动了对北宋的战争，虽取得些许胜利，却也耗费了辽国大量的人力财力，导致辽国国力日渐衰退，印证了萧孝穆的远见卓识。
除了平定叛乱、劝谏南伐，萧孝穆还在治国安邦上有着突出功绩。重熙八年，他上表辽兴宗，请求登记天下户口，以平均徭役，辽兴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辽国赋税征收趋于公平，百姓负担得以减轻，众人大悦，社会局势更加稳定。野史记载，萧孝穆还十分重视人才选拔与培养，他担任北院枢密使期间，坚持“选贤而用”，从不任人唯亲，所荐拔的官员，皆为忠直有才干之士，他还常常告诫手下官员：“枢密选贤而用，何事不济？若自亲烦碎，则大事凝滞矣。”他还对当时官场中“偷安爵位、不知大体”的风气深感忧虑，感叹道：“不能移风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若是乎？”这份对官场风气的忧虑，彰显了他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野史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逸闻，彰显了萧孝穆的隐忍与智慧。他的弟弟萧孝先，凭借外戚身份，深受钦哀皇后信任，在朝中权倾人主、好恶自恣，甚至参与谋划诛杀仁德皇后，还与钦哀皇后图谋废立之事，朝野上下皆侧目而视，却无人敢言。萧孝穆深知弟弟的所作所为，多次劝说萧孝先收敛锋芒、恪守本分，可萧孝先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萧孝穆无奈之下，只能暗中约束萧氏宗族子弟，避免他们参与萧孝先的阴谋，同时在辽兴宗面前为萧孝先求情，既保全了萧氏宗族，也避免了朝堂动荡。后来，辽兴宗察觉钦哀皇后与萧孝先的废立图谋，将钦哀皇后迁到庆州，萧孝先郁郁不乐，萧孝穆依旧没有放弃劝说，直至萧孝先病逝，这份兄弟情谊，在权力纷争的朝堂中，显得尤为珍贵。
萧孝穆一生博览群书，不仅精通兵法与治世之道，还擅长诗文，着有《宝老集》一卷，收录了他一生的诗文与治国见解，可惜此书早已失传，仅在《辽史》中留有记载，成为辽代文化史上的一大遗憾。野史传闻，萧孝穆的诗文风格温润醇厚，既有对家国百姓的忧虑，也有对沙场征战的感慨，还有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其诗文造诣，在辽代贵族中极为突出，与韩延徽、韩知古等汉臣的诗文相得益彰，推动了辽代胡汉文化的融合。
重熙十二年，萧孝穆病逝于任上，享年六十二岁，辽兴宗闻讯后，悲痛万分，辍朝三日，追赠他为大丞相、晋国王，谥号“贞”，按照辽国功臣最高规格厚葬他，特许其子孙世代承袭爵位，彰显了对他一生功绩的认可与惋惜。正史中的萧孝穆，是廉谨有礼、文治武功兼备的“国宝臣”，是辽代后族的典范，为辽国中期的稳定与强盛立下不朽功勋。可野史中的他，更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有出身后族的荣耀，有沉稳敦厚的品性，有沙场征战的豪情，有治国安邦的谋略，有直言敢谏的风骨，也有隐忍包容的温情，更有坚守初心的底线。他与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萧挞凛并称“辽代四杰”，却独具温润治世之风，不嗜杀、不贪权，以贤德立身、以才干报国，用一生诠释了忠臣良相的担当。那些流传的逸闻，或许有后人的渲染与臆测，却让他不再是史书中冰冷的“贤相”符号，而是一个有温度、有风骨、有担当的乱世贤才，一段辽代后族的传奇，永远留在历史长河里，供后人赞叹、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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