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称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正式建立西夏政权，随后派遣使者前往辽、宋两国，要求两国承认西夏的国号与皇帝之位。北宋朝廷震怒，拒绝承认西夏政权，削去李元昊的官爵，停止边境贸易，派兵征讨西夏；辽兴宗耶律宗真也对李元昊的自立十分不满，一方面在边境筑障塞扼制西夏，一方面扣留西夏使者，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宋夏战争、辽夏战争相继爆发，李元昊也迎来了自己一生最辉煌的军事生涯。
野史中，李元昊的军事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他善用奇谋、战术灵活，多次以少胜多，击败辽、宋大军。在与北宋的战争中，他先后取得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的胜利，重创北宋军队，使得北宋朝廷不得不改变对西夏的策略，最终与西夏签订“庆历和议”，承认西夏的实际地位，每年向西夏缴纳岁币，换取边境安宁。而真正奠定西夏鼎立地位的，是与辽国的贺兰山之战，这场战役中，李元昊凭借过人的谋略，一举击败辽兴宗率领的十万大军，威震四方。
野史详细记载了贺兰山之战的经过：1044年，李元昊招纳契丹境内的党项等部落，出兵支援其抗击契丹军，杀死契丹将领，激怒辽兴宗，辽兴宗亲率十万大军，分三路向西夏进攻，命北院枢密使萧惠率骑兵六万出北路，皇太弟耶律重元（前文提及）率骑兵七千出南路，东京留守萧孝友统领中路，随护辽兴宗行营。李元昊深知契丹军兵力强盛，采取“扼守要地、诱敌深入、待机歼敌”的方略，将主力部署于贺兰山北，契丹军深入夏境四百余里未遇抵抗，逐渐麻痹大意。随后，李元昊一面遣使伪装求和，一面示弱后撤，每次撤退约三十里，便尽烧战地牧草，先后后撤三次，共百里之地，使得契丹军人马乏食、战斗力锐减。
当契丹军主力抵达河曲时，李元昊亲抵辽兴宗军前，假意答应归还所纳党项三部，辽兴宗欲许和，萧惠却力请决战，当夜便挥军向西夏军发起进攻。李元昊早已沿河设置拒马，严阵以待，次日清晨，契丹军初战获胜，毙伤夏军数千人，萧惠见西夏军后退，急于求成，率先锋及右翼军围堵，李元昊率千余骑兵破围而出。此时大风骤起，飞沙迷目，契丹军阵脚大乱，李元昊乘势全力反击，契丹军大溃，自相践踏，死伤惨重，西夏军乘胜追击至得胜寺，攻破辽兴宗大营，俘获驸马都尉萧胡睹等近臣数十人，辽兴宗仅率少数人仓皇出逃，收集余部撤回云州。战后，李元昊鉴于契丹势盛，主动归还部分战俘，与契丹和解，契丹也放回扣留的西夏使者，西夏从此摆脱契丹的控制，正式形成宋、辽、夏三足鼎立的格局。
建国称帝、击败辽宋后，李元昊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从励精图治的开国君主，逐渐沦为荒淫残暴、猜忌嗜杀的昏君。野史秘闻，李元昊晚年沉迷酒色，荒废朝政，尤其喜好女色，甚至做出乱伦之事，成为天下公开的秘密。他先是与野利皇后的胞弟媳妇没藏氏私通，没藏氏貌美绝伦，深得李元昊宠爱，还为他生下一子李谅祚；后来，在儿子宁令哥的大婚典礼上，李元昊见儿媳妇没移氏年轻貌美，竟然废止婚礼，将儿媳妇强行纳为妃子，此举彻底激怒了宁令哥，也为他的死亡埋下了隐患。
除了沉迷酒色，李元昊还变得猜忌多疑、嗜杀成性，对身边的功臣、宗室大肆屠戮。野史记载，他晚年忌惮野利氏家族势力过大，以谋反为由，诛杀野利皇后的兄长野利遇乞、野利旺荣等功臣，牵连者达数百人，使得西夏朝廷人心惶惶；他还猜忌自己的儿子宁令哥，多次打压、羞辱宁令哥，父子关系彻底破裂。此时的李元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雄才大略，终日沉迷于酒色与猜忌之中，朝政日益腐败，西夏的国力也逐渐由盛转衰。
野史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逸闻，李元昊虽荒淫残暴，却也并非一无是处，他十分重视党项文化的发展，除了创制西夏文字，还修建宫殿、寺庙，推广党项族的礼仪与习俗，促进了党项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治理国家方面，他推行“蕃汉分治”的政策，尊重党项与汉族的文化差异，任用汉族大臣辅佐朝政，鼓励农耕与畜牧并行，促进了西夏的经济发展。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经常亲自率军操练，使得西夏军队始终保持着较强的战斗力，为西夏的长期存续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野史中记载，李元昊与前文提及的辽代人物有着诸多关联——他与耶律重元曾在贺兰山之战中兵戎相见，耶律重元作为辽军南路统帅，参与征讨西夏，最终惨败而回；他与耿崇美虽身处不同时期，却有着相似的崛起之路，两人都凭借自身才干，在乱世中崭露头角，一个建立西夏、与辽宋鼎立，一个辅佐契丹、成为开国重臣，皆是乱世之中的强者。不同的是，耿崇美沉稳务实、得以善终，而李元昊则因晚年的荒淫残暴，最终落得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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