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辽和宋”换取边境和平的同时，李德明并没有沉溺于安逸，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内部治理与向西扩张之中，悄悄为日后的建国大业铺路搭桥。野史记载，他对内大力推行“保境息民”的政策，首先整顿吏治，选拔贤能之士担任官职，严惩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部族首领，规范官场秩序；其次安抚流离失所的流民，划分土地、发放种子，鼓励百姓农耕与畜牧并行，修复因常年战乱损毁的农田与牧场，兴修水利设施，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在他的治理下，党项境内逐渐呈现出“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牛羊遍野”的繁荣景象，经济得以快速复苏，人口也大幅增加，逐渐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军事建设，暗中整顿军队，选拔青壮年男子组成精锐部队，加强军事训练，完善军事制度，配备精良的兵器与战马，虽不主动与宋辽开战，却始终保持着较强的军事力量，为日后向西扩张、夺取河西走廊提供了坚实的军事保障。此外，他十分重视文化发展，积极借鉴中原的典章制度，制定初步的官制与礼仪规范，同时保留党项民族的传统习俗与文化特色，促进蕃汉文化的融合与交流，让党项部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日益增强。
向西扩张、夺取河西走廊，是李德明一生的核心功绩之一，也是他为儿子李元昊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野史详细记载，李德明目光长远，深知党项部族要想真正立足乱世、不被宋辽两国掌控，不能只守着银州、夏州等五州之地，必须向西打通河西走廊——那里有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等战略重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天然的粮仓与牧场，而且还是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掌控此地，既能获得充足的粮草与财富，保障部族的生存与发展，也能切断北宋与吐蕃、回鹘等部族的联系，摆脱宋辽两国的牵制，形成独立的割据势力。从1008年开始，李德明便开始着手谋划向西扩张，多次派遣军队出兵攻打甘州回鹘，前后历经十年时间、六次出征，均因回鹘势力顽强、地形复杂等原因未能攻克，甚至一度遭遇惨败，损失惨重，不少将领劝他放弃攻打甘州，专心治理内部，可李德明始终没有放弃。有野史传言，李德明本不愿频繁用兵，担心过度征战会消耗部族实力，也担心激怒宋辽两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可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太过重要，且回鹘部族时常侵扰党项边境，掠夺百姓的牛羊与粮食，让党项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他才下定决心，不惜耗费国力，也要拿下这片土地，为党项部族的长远发展扫清障碍。
1028年，李德明见儿子李元昊已长大成人，年轻气盛、骁勇善战，且颇具军事才能与谋略，远超同龄的党项贵族子弟，便任命李元昊为先锋，率领党项精锐部队，再次出兵攻打甘州。此次出征，李元昊凭借过人的军事天赋与奇谋妙计，避开回鹘军队的主力，趁夜突袭甘州城，一举攻破甘州，斩杀回鹘首领，终结了李德明十年攻甘的遗憾，也让党项部族的势力首次延伸至河西走廊。野史秘闻记载，李元昊攻破甘州后，声望大增，不仅得到了党项将士的拥戴，周边不少弱小的党项部族也纷纷前来归附，势力日益壮大。李德明虽为儿子的战功感到欣慰，心中却也暗中忌惮李元昊的锋芒与威望，担心其日后功高震主，难以掌控，于是开始有意约束李元昊的行为，多次召见李元昊，劝说他收敛锋芒，不要轻易挑衅宋辽两国，坚守自己“隐忍蓄力”的执政策略，切勿急于求成。这也成为父子二人日后矛盾的伏笔——李元昊自幼桀骜不驯、胸怀大志，不甘屈居宋辽两国之下，一心想要自立称帝、开创霸业，而李德明则主张稳步发展、等待时机，两人的执政理念分歧日益明显，时常发生争执。
攻克甘州后，李德明并没有停下向西扩张的脚步，而是乘胜追击，继续向西推进，逐步扩大党项部族的统治地域。1032年，他再次派遣李元昊率军攻打凉州，此时的回鹘势力经过甘州之战的重创，早已孤弱无力抵抗，李元昊率军兵临城下后，凉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主动开城投降，凉州顺利被党项攻克。自此，党项部族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的核心区域，统治地域大幅扩展，势力范围延伸至今甘肃、宁夏、青海一带。野史记载，有部分史料曾误将甘州、凉州的攻克归功于李德明，实则这两座战略重镇均为李元昊亲自率军拿下，李德明虽未亲自出征，却在后方运筹帷幄、全力支持，亲自制定作战策略、调配粮草与兵力，是背后真正的决策者与推动者。拿下河西走廊后，李德明不仅获得了大片肥沃的耕地和广阔的牧场，解决了党项部族的粮食与畜牧问题，还成功控制了北宋与西域的贸易通道，靠收取过往商队的“过路费”和边境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党项部族的实力也因此大幅提升，逐渐具备了与宋辽两国分庭抗礼的基础，建国称帝的条件也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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