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业的轰然倒台，如同一颗精准投下的炸弹，瞬间将我苦心经营、甚至不惜铤而走险构筑的“星光实业”炸得粉碎。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却代表着法律与秩序冰冷面孔的调查组，将我死死围困在工地项目部，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绝望的气息。每一道审视的目光，都像鞭子抽打在我紧绷的神经上。坐牢的恐惧，像冰冷的铁钳扼住了我的喉咙。
在彻底坠入深渊的前一秒，求生的本能让我拨通了那个最原始、也最不愿惊动的号码——我的母亲。电话接通的那一刻，积压的所有恐惧、委屈、走投无路的绝望，如同溃堤的洪水，冲垮了我强撑的堤坝。“妈……救救我！他们要抓我去坐牢！项目……项目出大事了！只有你能帮我了！妈！” 我的声音嘶哑变形，带着无法抑制的哭腔和颤抖，语无伦次地将项目的违规、王家的倒台、面临的指控一股脑倒了出来。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只有压抑的呼吸声。然后，我听到了母亲从未有过的、带着一种破釜沉舟般决绝的声音：“别怕，儿子。妈……妈想办法！” 那声音里，有心疼，有惊怒，更有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母亲所能爆发出的最后力量。
母亲动用了她尘封多年、几乎耗尽所有人情的最后底牌——联系了一位早已退居二线、但余威犹存的老领导。她豁出了毕生的情面和尊严，甚至可能搭上了自己最后的一点体面，只为换我一线生机。最终，代价是惨重的：我得以暂时脱身，免于立刻身陷囹圄，但所有“擦边”甚至违法的操作留下的烂摊子，必须由我自己亲手收拾干净——尤其是那批被我非法运入、如今成了烫手山芋的工人。
整整七十四个人！像困兽一样被塞在临时搭建的防疫帐篷里。每一天，都是烧钱的地狱！帐篷租赁费一天两百，七十四顶帐篷！每个人每天两百块的基本伙食费！还有那些被封存在工地、原本价值不菲的建筑材料——砂浆、腻子粉、真石漆……在潮湿、密封的环境下堆放了两个月，加上疫情封控期间无人看管导致的淤积、结块、失效……最终能用的，只剩下可怜巴巴的百分之三十！
冰冷的数字如同钝刀，一下下切割着我的血肉：
* 工人封控费用（74人 * 200元/天 * 90天） + 帐篷费（74顶 * 200元/天 * 90天） = 一笔令人窒息的巨款。
* 材料报废损失（近70%的原料价值） = 又接近三百万的窟窿。
* 还有前期为了打通王建业关节以及后续试图“灭火”而砸出去的、血本无归的“打点费”……
粗略一算，我需要赔偿的金额，赫然超过了五百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冰山，瞬间将我砸入了漆黑冰冷的海底，连挣扎的力气都几乎丧失。
为了填这个无底洞，我变卖了一切能变卖的东西。那辆寄托着对胡帆复杂情感、被我改装得面目全非的“老8”，连同那辆象征过短暂“安逸”的路虎发现四，都被迫易主。最后，连名下唯一一套小房子，也挂上了急售的牌子。卖房卖车的钱，像杯水车薪，哗啦啦倒进窟窿里，瞬间消失无踪。
巨大的亏空依然存在。最后，是我那一直沉默寡言、背影已有些佝偻的父亲，硬着头皮站了出来。他拿出了压箱底的积蓄，甚至可能借遍了能借的亲戚，才勉强凑够了剩下的部分。当他把那张沉甸甸的银行卡塞进我手里时，他的手在微微发抖，眼神疲惫而苍凉，只说了一句：“拿着，先把债平了。你还年轻，身上……不能有污点。” 这句话，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心上。我的轻率、我的贪婪，不仅摧毁了自己短暂的“成功”，更将原本就不富裕、一直默默支持我的父母，彻底拖入了深渊。沉重的愧疚感，几乎将我压垮。
就在我身心俱疲、感觉整个世界都灰暗冰冷的时候，我的女朋友李默然，那个在我风光时依偎在我身边、在我落魄后曾说过要“分担压力”的女人，似乎带来了一丝微弱的暖意。母亲托了关系，把她安排进了一家不错的医院工作，也算有了份稳定的收入来源。
然而，命运的残酷玩笑，才刚刚开始。
那是一个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夜晚。李默然下班回到家，脸色有些异样。不知为何，她突然毫无征兆地发难，将矛头直指我：“你那破工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赔成这个鬼样子？五百万啊！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告诉我！” 她的声音尖利，充满了怨怼和不耐烦，仿佛所有的错都在我一人身上，浑然不觉我此刻背负着怎样的债务大山、家庭牺牲和内心煎熬。
连日来的巨大压力、无处宣泄的愤怒、以及对她这种“事后诸葛亮”式指责的委屈，在这一刻轰然爆发！像一座压抑已久的火山终于找到了出口！“你喊你妈呢？！” 我猛地站起身，声音因为激动而撕裂，“我比任何人都生气！我比任何人都想成功！你知道吗？！我他妈比任何人都难受！” 我赤红着眼睛，胸口剧烈起伏，所有的憋屈和痛苦在这一刻倾泻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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