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林暮是被咳嗽声惊醒的。
不是他的咳嗽。隔着薄薄的木门，男人压抑的咳嗽声一阵接一阵，像破旧的风箱在拉动，带着痰音，每一声都扯得林暮耳膜发紧。他睁开眼，房间里一片昏沉，窗帘拉了一半，漏进来的光线是灰黄色的，落在地上那道裂缝的胶带上，像给旧伤疤敷了层脏药膏。
他在床上僵坐了一会儿，听着外面的动静。咳嗽声停了，接着是拖鞋摩擦地面的声音，然后是水龙头“哗哗”流水的声音，最后是打火机“咔哒”一声，烟味慢慢飘进房间，混着昨晚那股旧木头的霉味，形成一种更复杂的气息。
林暮坐起身，床板发出“吱呀”的抗议。他摸了摸枕边的背包，帆布的破洞硌着手心，心里安定了点。昨天他没敢铺床底下的被褥，就和衣靠在床头坐了半夜，速写本摊在膝盖上，画了半张红卫家属院的晾衣绳，绳子上的衣服在风里飘，像一群没头的鸟。
“醒了？”门外传来林建国的声音，依旧是沙哑的，带着刚抽过烟的味道。
“嗯。”林暮应了一声，声音有点哑。他赶紧下床，把速写本塞进背包，拉链拉到一半，又停住——他没带换的衣服，昨天穿的那套洗得发白的T恤和牛仔裤还在身上，布料被汗浸得有点硬。
门被推开一条缝，林建国的半张脸露进来，眼睛有点红，大概是咳嗽咳的。“起来洗漱，等下去学校。”
“嗯。”林暮点点头，走到门口时，林建国往旁边让了让，他闻到男人身上除了烟味，还有点淡淡的机油味，像是刚摸过什么旧机器。
卫生间在客厅另一头，很小，瓷砖墙黑黄黑黄的，洗手池边缘缺了个角，水龙头拧不紧，一滴一滴往下滴水，“嗒、嗒”的声音在安静的屋里格外清楚。镜子是裂的，从左上角斜斜地裂到右下角，林暮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有点肿，眼下有淡淡的青黑，头发乱糟糟地搭在额前，遮住半只眼睛。他掬起冷水拍了拍脸，水有点凉，激得他打了个哆嗦。
客厅的桌子上摆着早餐，两个白面馒头，一碗小米粥，还有碟咸菜。馒头是凉的，硬邦邦的，粥也温温的，上面结了层皮。林建国坐在桌边抽烟，面前放着个豁了口的搪瓷碗，里面是喝剩的粥底。
“吃吧。”林建国把馒头往他这边推了推，烟灰掉在桌子上，他用手指捻起来，弹进碗里。
林暮拿起馒头，咬了一口，干得噎人。他喝了口粥，粥有点糊味，咸菜很咸，大概是自家腌的。他小口小口地吃着，不敢抬头，眼角的余光能看见林建国又点了支烟，烟雾缭绕里，男人的脸更模糊了，像那张挂在墙上的旧照片。
吃完早饭，林建国把烟头摁灭在碗底，站起身：“走吧。”
还是步行。从红卫家属院出来，往南走，路比昨天来时更破，坑洼里积着黑黢黢的水，踩上去“咕叽”响。路边的树叶子上蒙着层灰，绿得发暗，风一吹，叶子动都懒得动。他们路过一个废品收购站，铁皮棚子歪歪扭扭的，里面堆着小山似的旧报纸、塑料瓶和锈铁，一个老头坐在门口，拿根铁丝扒拉着什么，看见他们，眼皮都没抬一下。
再往前，就能看见铁北中学的轮廓了。
不是高楼，是一排灰扑扑的平房和一栋三层的红砖楼。红砖楼的墙皮掉得比家属院还厉害，露出里面的砖，像生了疮。教学楼顶上有个水泥砌的五角星，颜色褪得差不多了，边角也缺了一块。操场是煤渣铺的，跑道坑坑洼洼，几个穿着蓝白校服的学生在打篮球，动作慢吞吞的，篮球拍在地上，声音闷得像敲鼓。
校门口有个木牌子，上面写着“铁北中学”，字是红漆刷的，掉了不少，“中”字的一竖快要看不见了。门口站着两个保安，穿着灰蓝色的制服，靠在传达室门口抽烟，看见林建国，其中一个抬了抬下巴：“老林？送孩子来上学？”
“嗯，转学。”林建国点点头，脚步没停，直接往里走。
林暮跟在后面，书包带子勒得肩膀疼。他低着头，不敢看那两个保安，也不敢看操场上的学生。有人朝他们这边看，指指点点的，他听见一个女生的声音：“那是谁啊？”另一个人没说话，大概是摇了摇头。
教务处在红砖楼的一楼，门口挂着个牌子，“教务处”三个字是用打印纸贴的，边角卷了。林建国推开门，一股粉笔灰和旧纸张的味道扑面而来。屋里摆着三张办公桌，都很旧，桌面上堆满了作业本和文件，其中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个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扎成个马尾，用皮筋勒得很紧，露出光洁的额头。她穿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袖口扣得严严实实，鼻梁上架着副黑框眼镜，镜片有点厚。
“张老师，忙着呢？”林建国搓了搓手，声音放低了点，带着点讨好的笑。
女人抬起头，眼镜片反着光，她打量了林建国一眼，又看向林暮：“林建国是吧？昨天电话里说过了。”她的声音有点尖，像没调准的收音机，“进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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