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早上，娄晓娥和市委宣传部的两位同事，应邀来到红星轧钢厂。
在前一天，他们已经在红星轧钢厂开展了宣讲。
娄晓娥表现得非常不错，不仅仅因为她是“吕工”的妻子，大家给面子，还在于这种常规的宣讲，市委宣传部自有一套成熟的应对方案。
但是今天不一样，按照李怀德和丘岩的设计，今天的宣讲，是红星所党支部、6305厂筹建党支部联合开展的政治轮训的一部分。
因此，市委宣传部非常重视，由外宣办主任亲自陪同前来，还带了一名记录员。
9点钟，红星工业研究所的大会议室座无虚席。
台下黑压压坐着百余人，前排是丘岩、李怀德、陈光远、刘星海、梁先生，往后是各协作单位抽调的专家、研究所的青年技术骨干。
大家带着连日攻坚的疲惫，也带着对“政治学习”的本能审慎。
娄晓娥站在讲台侧幕，她能听见灰色列宁装下，心脏在砰砰直跳。
这是她第一次面对丈夫所在的群体，他们掌握着这个国家最艰深的知识，从事着最秘密的事业，这些聪明的大脑，能轻易分辨出夸夸其谈与真知灼见。
作为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李怀德担任了主持人。
简短介绍后，娄晓娥走上了讲台。
灯光有些晃眼，她眯了一下眼睛，才看清台下。
吕辰坐在中排靠边的位置，朝她微微笑鼓励。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志们。”她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去，比自己预想的要清晰，但也更显单薄，“我叫娄晓娥，是《大国崛起》编委会的成员之一。今天，组织上让我来和大家交流一些学习体会，我心里非常惶恐。”
这不是套话，是真实的感受。
她顿了顿：“因为，《大国崛起》第一册《海洋的时代》，它讲的是五百年前，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这几个国家如何靠着木帆船，驶向当时完全未知的大洋。书里没有蒸汽机，没有铁路，更没有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集成电路和计算机。”
台下起了些微的波澜，有人交换着疑惑的眼神。
丘岩的眉头也蹙了一下。
“所以，当我接到任务时，我很迷茫。五百年前的航海故事，对我们今天微米级的工艺攻关，能有什么用处呢？难道要让我们把光刻机想象成帆船，把硅片当成新大陆吗？”
她尝试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但台下回应者寥寥，只有几声克制的轻笑。
她脸有些热，赶紧收敛心神。
“但是，当我回想起在反复整理那些航海日志、贸易契约、王室法令的影印件时，我发现，‘星河计划’所要跨越的‘星河’，与当年探险家们面对的那片‘未知海域’，在某种精神意义上，或许是同一条河流。”
她的语速渐渐平稳，目光不再只盯着讲稿，而是尝试与台下交流。
“第一册的历史告诉我，所有伟大的、从无到有的跨越，无论目标是香料、黄金，还是真理、技术，都离不开三种最基础的准备。而这三样，我们今天一件也不少，甚至面临着更复杂的挑战。”
“首先是认知的准备，绘制‘地图’与建立‘学校’。”
“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在萨格里什荒凉的海角建立航海学校，系统搜集阿拉伯、犹太学者的地理天文知识，改进造船和导航技术。他做的事情，不是立刻造出最好的船、找到最多的黄金，而是先试图征服‘知识的海洋’。他知道，没有这幅尽可能准确的‘世界地图’和一批能看懂地图的船长，再多的船队也会葬身鱼腹。”
她望向台下的技术专家们：“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在绘制集成电路生产的‘微观世界地图’，这难道不是一座最特殊的、培养‘微观世界船长’的‘航海学校’吗？我们争论的每一个参数，都是在为这张‘地图’增加一个坐标、一条等深线。没有这份系统、精确、共识的‘认知地图’，我们投入再多的设备、再多的人，也可能在技术的深海迷失方向。”
一些原本低垂的头抬了起来，目光里多了些思索。
“其次是组织的准备，找到把分散力量拧成一股绳的方法。”
“荷兰人发明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份制。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面包师、哈勒姆的一个纺织工，都可以用自己积攒的几十个荷兰盾购买股票，成为远征船队的‘股东’。这不仅仅是钱的集合，更是一种把全社会对财富和远方的渴望，组织起来去完成任何个人都无法想象的宏大目标的崭新模式。它需要精密的章程、透明的账目、对风险和收益的分配规则。”
她的声音里带上了一点激动的颤音：“我们的‘星河计划’！长光所、半导体所、北大、清华、哈工大、武水院……天南地北的单位，不同领域的专家，还有像在座各位这样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骨干。我们被组织在一起，目标是在一片空白上，建起第一条中国集成电路的生产线。我们面临的协作复杂程度，难道会比协调一支十七世纪跨洋贸易船队更低吗？我们需要的，或许也是一种超越传统单位界限的、全新的‘组织章程’和‘协作契约’，让我们不仅能‘搭伙’，更能真正‘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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