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六年的夏天，在秦建国从欧洲带回的沉静目光中，显得格外悠长而扎实。小院里的节奏似乎并未因他的远行和归来而被打乱，反而在一种更深的理解下，运转得更加沉稳。刨花依旧散发着松木、柞木、老榆木混合的香气，锯末在午后的阳光里飞舞如金尘，但某些东西，正在看不见的地方悄然生长。
最大的变化，或许在王娟身上。她变得更加沉默，却更有力量。秦建国带回来的那本写满见闻与思考的速写本，以及工坊那些系统化的资料记录方式，深深触动了她。她开始尝试将“北木”的“脉络”梳理得更加清晰，不仅按时间、作品分类，还开始建立简单的“材料档案”——记录每一批重要木料的来源、特性、可能用途，甚至附上一小块实物样本。她向秦建国提出，想系统地学习素描和基础设计理论。“师父，我觉着，咱们不能光靠手感和经验往前走。得有一套自己能说清楚、也能让别人看明白的‘道理’和‘方法’。”
秦建国看着这个心思缜密、目光坚定的女徒弟，仿佛看到了“北木”未来另一种坚实的可能性。他点点头：“学，是该学。沈老师那边有认识美术学院退休的老师，我帮你问问。学费院里出。”
李强则把从师父那里听来的、关于欧洲工坊对工具的极致保养和效率追求，应用到了日常管理中。他领着李刚和宋志学，花了好几天时间，将所有的工具重新归置、打磨、上油，制作了简易的工具墙和分类架，还订下规矩，每日收工必须清理各自工作区域。起初李刚和宋志学有些不习惯，觉得麻烦，李强便虎着脸说：“师父说了，工具是手的延伸，你对自己的手马虎吗？人家外国匠人，一把刨子用几十年，还跟新的一样好使，凭啥？就凭这份细心！” 慢慢地，这成了院里的新习惯。
宋志学的创造力在相对宽松和鼓励探索的氛围里，开始迸发出更夺目的火花。他不再仅仅满足于修复老纹样或进行简单的变形，而是尝试将秦建国带回来的、那些关于西方极简线条和抽象构成的感受，与自己骨子里对传统纹样韵律的理解相融合。他用一块有天然窟窿的朽木，结合纤细的紫光檀木条，做了一个名为《隙》的台灯底座，灯光从木头的残缺处和檀木条的间隙透出，光影交织，既有一种东方的禅意，又带有现代构成的趣味。秦建国看了良久，只说了一句：“这东西，有它自己的‘气’在了。”
变化也在悄然逼近这个小院。夏末的一天，两位穿着挺括衬衫、提着公文包的陌生人敲开了院门。他们自称来自南方某特区新成立的“中外合资文化艺术品公司”，口气很大，说是在相关内部简报上看到了关于“北木”和秦建国的报道，非常感兴趣。
“秦先生，我们公司致力于将中国最优秀的传统工艺和当代艺术结合，推向国际高端市场。”为首的中年人递上烫金名片，说话带着明显的广府口音，“我们调研过，您和您的‘北木’，非常有潜力。但恕我直言，目前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太原始，效率太低，无法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经济。”
秦建国请他们坐下，王娟端上茶水。来人侃侃而谈，提出了一个“合作方案”：由他们公司注资，将“北木”注册为商标，秦建国作为“艺术总监”和“技术核心”，他们负责市场运营、品牌包装、生产线建立和海外渠道拓展。初步设想是，将《白山忆》《黑水》等代表性作品进行“标准化设计”，用优质木料和部分机械加工完成基础部件，再由熟练工进行关键部位的手工修整和表面处理，这样“既能保证艺术神韵，又能大幅提升产量，满足市场需求”。
“秦先生，您依然拥有艺术上的最终决定权。”中年人强调，“但商业上的事情，请交给我们专业人士。我们可以保证，您的收入和社会影响力，将是现在的十倍，甚至百倍。”
秦建国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粗糙的杯壁。李强在一旁听得呼吸都有些急促，宋志学则皱起了眉头。王娟记录着，神色平静。
“听起来，你们是想办个厂子。”秦建国终于开口，语气平和。
“可以这么理解，但比普通厂子定位更高端，是艺术产业化的典范。”对方连忙补充。
秦建国放下茶杯，目光扫过院子里那些形态各异、静静等待的木料，缓缓道：“我这些木头，每一块都不一样。长白山下来的，跟江底捞上来的，脾气不一样；房梁上拆的，跟机器底下垫的，心思也不一样。你说的‘标准化’，是好法子，做家具，做日用品，顶好。可我这儿的活儿，不是那么回事。”
他指了指角落里宋志学做的那个《隙》台灯底座：“就比如这个，它是从那块有窟窿的朽木里‘长’出来的，换一块木头，哪怕照着样子做，也不是它了。‘北木’做的，就是这个‘不一样’。要是都变成一样的东西，哪怕做得再精致，它也就不是‘北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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